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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解释》研讨会】盛洪:合约理论是最重要贡献

2014年11月06日 13:27 来源于 财新网 | 标签:张五常《经济解释》研讨会
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从修改合约这个通道走,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要义被道格拉斯•诺思教授总结为“制度重要”,再向下细分,有学者说是产权重要,有学者说是债权重要,张五常教授说是合约重要。

  讲合约重要,是把它和产权相对应来看待,产权与合约有哪些异同之处?相同的地方在于产权也是一种合约,不同的地方在于产权虽然是一种合约,但最初的产权是因为相关人的同意形成互相尊重的产权。产权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要所有人同意、所有人承认,这是作为具体个人做不到的,所以要受到法律保护。合约基本上是两个人都同意就可以自动执行,只有个别违约时才有法律保护。

  法律和合约两种制度安排有不同的特性,法律具有强制性,也可以叫多人合约,它的特点是很难退出,合约基本是自愿。张五常教授的合约理论是在一定产权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合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另外,五常教授也讲到,不同合约有不同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回到科斯定理,无论产权配置给何人,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通过自由交易,就可以纠正产权配置的错误,重新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此基础上可以引申,产权重要还是制度重要,首先是科斯自己的引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交易费用为正,所以初始产权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五常教授的引申也是这样,只要及时签订合约,资源配备有效,“市价是唯一没有租值消散的制度”也就是这个含义,对配置进行政府干预最后造成租值消散。另外,如果法律或政府配置的产权是错误的,通过合约方式的变革可以纠正部分甚至大部分错误,即减少租值消散。他提出,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法律或政府决定的产权制度是错的,且由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纠正,我们也相信可以用改变合约的方法去纠正,而无须马上改变错误的产权制度。

  五常教授的一些结论已经由事实给予了证明。依据五常教授的理论,中国上世纪的大饥荒原因就是产权错置带来的巨大租值消散。邓子恢两次见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但是要改变合约,毛泽东拒绝了,拒绝改革产权制度,也拒绝按照邓子恢的说法去改变合约。而后,杜润生又提出包产到户,不改变产权向合约转变,而且争执不下,最后妥协为一个概念叫承认群众的自由选择权利,也就是由农民选择或拒绝包产到户。合约从固定工资变成固定租税,交给国家后剩下都是自己的。

  回到张五常教授的讨论,在《合约选择》里讲到私人财产包括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转让权。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提到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为资本主义,甚至不会启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提出改变合约,不改变产权。在《经济解释》中五常教授又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合约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他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中国的权利结构改革可从修改合约这个通道走,绝佳,因为不仅可以避免另一次流血革命,而且修改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是稳定的。另一次流血革命是改变产权制度所带来的政治和法律上的变化,这个代价是巨大的。我们完全可以预见,按照五常教授的合约理论,由于产权错置会导致租值耗散,这是非常确定的。也许当时中国的政治决策者根本没有看到过这些文字,但看过与否都不重要,甚至没看过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当时面临的情境与策略空间与五常教授合约理论及其分析框架极为巧合的相似。

  怎么相似?大的制度环境就是一个由强制性的历史形成的错误产权制度,由于这种错误,租值明显消散了。要改变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原因,极其困难,但存在着一种合约方式的变革策略,可以在不改变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极大减少租值的耗散。政治决策者已经看到自由权利和农民自发性发展带来的明显增产效果。杜润生先生有大量的讨论,合约方式变革的成本比产权制度变革的成本低得多,政治决策者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顺便讲一句,如果诺贝尔委员会知道五常教授的合约理论和中国经济奇迹之间这样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被证实的话,我想诺贝尔委员会的压力也会变大。

  除了农村改革以外,还有其他改革,1988年出现价格闯关但是失败,为什么价格闯关没有成功但价格改革完成了?1990年我到上海就问他们一个问题,现在的计划指标有多少?他说只有10%,我大吃一惊,为什么这么少?他说很简单,因为国家不给我们平价钢材,我们不给国家平价汽车。我后来称之为计划权利,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是直接对冲的,对冲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对冲行为和合约的方式,不仅纠正了产权错置带来的租值消散错误,而且消除了计划权利的本身,作用是巨大的。

  五常教授说合约理论其实已经被提出了,但是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足够关注,致使有关制度的知识结构不平衡。今天人们一谈到制度,首先想到的是产权,一说到制度变革,主要是指产权制度的变革,而对合约方式的变革却少有提及。这种偏差,使得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历史,由于产业制度与法律制度相关,而法律又与产权相关,产权制度的变革往往是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与流血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人们很容易更关注这种紧张与冲突,而往往以为这样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才真正影响了历史。其实并非如此,正如灯下找钥匙的故事一样,其实钥匙在黑暗处。

  合约变革是平淡无奇的,所以才不被关注,但是它有效。合约变革之所以不被人们关注,是因为它平和,平淡无奇,但平淡无奇就意味着没有紧张与冲突,意味着交易费用或改革成本低,改革波澜不惊、顺利成功,之所以波澜不惊是因为合约的性质是谈判双方一致同意,没有人受挫也没有人会反对。合约方式的变革,就是结果有效和成本低廉的意思。

  合约方式变革有几个好处,第一是以交易为单位,分散和渐进,不会过激、断裂,让社会慢慢适应,可以自动找到均衡点。当合约变革不再能给经济个体带来好处时,就会自动停止。

  法律制度变革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是肯定会损害少数人,还有可能通过损害少数人进而损害多数人或所有人,取消社会产权制度的结果可能会遭到反抗,甚至流血战争,形成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产权结构不会均衡,付出代价太大,可能有好几个革命,血流成河。而代价过高,不仅不可能达到更好的制度,还有可能建立更差的制度,比如中国土改以后建立人民公社制度。

  许多人对中国没有进行明显的产权改革,却出现经济奇迹感到不解,他们或者宣布产权理论不灵了,或者用产权理论做复杂解释,或者将中国奇迹的发生归功于原有的产权制度,有人甚至说中国的成功是因为政府的多方干预和国企的崛起。如果用合约理论解释,中国的奇迹原因再简单清楚不过,因为合约方式的改变已经带来租值消散减少和效益的提高。

  对于近十几年中国改革受挫,我们也有一个讨论。在这样的合约改革以后,执政党要保证两件事,第一是不要再设立新的扭曲的产权制度,第二是不要去干预或者是侵犯合约的结果。事实上,这十几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改革就难了。

  我是根据对五常教授合约理论的理解,做出上述讨论,有些可能是创造性的解读,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合约理论将使经济学对历史和制度变迁的解释力显著增强,我认为这就是五常教授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本文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张五常新著《经济解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财新网编辑,未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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