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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之下,搁置争议说共识

2015年03月10日 15:04 来源于 财新网
政府在治理雾霾上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当下中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近7成的格局是价格决定,如果政府不给煤炭和石油施加更多、更严苛的消费政策和约束性条件,这个格局十年内不大可能改变

  陆如泉/文

  我和柴静是同龄人,都是1976年的。3月1日的《穹顶之下》视频。我从头到尾认真看了,拍得很好,很震撼,分析问题也入情入理。其中,她将能源央企——特别是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列为雾霾的罪魁祸首之一,这再次点燃了“体制外”人士对两个石油巨无霸、航空母舰企业的憎恨。

  在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基本上是精英治国。普通老百姓所关心的,是日有所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忧国忧民、参政议政的是精英人士。所不同的是精英人士的构成。由于国情特点,中国目前的“精英人士”大致可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人士。体制外精英人士基本以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自由(公共)知识分子为主;体制内人士基本以政府、国企以及公立学校、研究机构的人员为主。两类人由于利益取向和角度不一致,对事物、事件的认知往往有差异,甚至是相悖的。而且这种差异和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到现在,凡体制内人士赞成的,体制外人士就反对。反之亦然。

  之所以啰嗦以上这一段,主要还是有感于《穹顶之下》引发的口水战如此之激烈,是近年少有的。这是好事,君子和而不同。作为在石油央企工作的一员,我算不上是体制内精英人士中的一份子,只是无名小卒。但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体制外精英人士“打击”的对象。无论我说什么,都可能被体制外人士认为是代表体制内说话,有失公允,但我还是要呼吁,我们应该搁置因角度、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对《穹顶之下》这一作品的争议,而把重点放在我们双方通过碰撞形成的“共识”上。毕竟,只有“共识”,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到底有什么“共识”呢?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四点:

  共识之一:中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型的国家,政府在治理雾霾的问题上将发挥“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我是研究能源战略的。国家有“大政府、小社会”和“小政府、大社会”之分。东方国家和亚非拉大多欠发达国家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型国家;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属于小政府大社会型国家。中国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国家。不仅是大政府,中国的政府简直就是“全能型”政府。社区、社会力量的声音和实力非常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NGO(非政府组织)。而西方的小政府社会,往往是社会组织一闹腾,民众一游行,政府就开始着手解决问题。在中国,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如果没有政府的牵头、引导和政策上、行动上的支持,问题的解决绝无可能。雾霾问题也是这样。我想说的是,与其体制外、体制内人士在雾霾形成原因、解决方案上相互争辩、相互指责,倒不如形成一些共识性的思路或方案,共同推动政府在治理雾霾这一问题上做得更好、更快、更接地气。

  共识之二:柴静及其团队耗费大量精力推出的《穹顶之下》,是出于公心和良知,是“阳谋”,而非“阴谋”。

  有些人攻击《穹顶之下》的主要理由是片子最后出现的字幕上有美国“福特基金会”。于是乎,他们似乎找到某种“心理平衡点”了,大肆攻击柴静这部作品是美国人支持的,是美国人的阴谋,是美国人为了扼杀中国的传统以煤、油为燃料的制造业而发起的舆论战、媒体战。柴静本人也成了“假洋鬼子”,再加上她又有在美国生小孩的“污点”。于是乎,有些国人对这部作品的态度开始从“欣赏”变为批评甚至谩骂了。一些国人总喜欢用“阴谋论”的思维来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的种种反应。归根到底,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毕竟,我们落后得太久了。落后久了就会产生恐惧和心理感应。我的研究经历和经验告诉我,翻开美国的国家和企业战略的布局,他们的“大棋局”往往是透明的,是公开的,是“明摆着”的棋局。只是因为美国太强大,国人们往往觉得它很“阴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台阶:“它太阴险了,我打不过它是理所当然的”。福特基金会支持柴静拍这部《穹顶之下》,充其量只是对中国环境保护问题的一种关注,或者说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如果我们认定这是“阴谋”,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放任或疏于对雾霾的治理,就因小失大,反而成了美国的“鹰派”和反华人士所乐于看到的了。

  共识之三:在当下中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近7成、石油消费占总量近2成、天然气消费只占0.5成的“畸形”格局下,短期内(10年之内)改变此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

  经过柴静及其团队此次的“科普”,国人们已基本清楚,雾霾的形成其主因是大量燃煤和燃油,而且两者之间的燃烧残渣在空气中还发生化学反应,导致雾霾的毒性增大。

  情况基本清楚了,那如何整治?让煤炭一夜之间消失?或者三至五年内降至一次能源消费的30%左右?要知道,30%的消费占比是国际平均水平。

  有无这种可能?鄙人认为,除非燃煤的综合成本已经显著高过石油、天然气、核电或其他可再生能源,否则大幅度降低燃煤消费量是天方夜谭。人类是经济动物,是有极高的经济敏感性的。说得直白一点,是“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人类使用能源种类的历史变迁。人类一开始是木材为主的能源消费时代,接着(19及20世纪上半叶)进入煤炭时代,现在是石油天然气时代(中国依然是煤炭时代),未来将会过渡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时代。但主导这一变迁的最核心因素一是价格,二也是价格,三还是价格!

  人类不是因为全球的木材消耗完了,不得已才转至煤炭的,而是木材的综合成本(含环境成本)在过去的某一时点超过了煤炭。于是,木材燃料大部分被煤炭取代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依然不乏利用薪柴作为主体能源的现象。当前,石油取代煤炭也是这样,未来天然气取代石油煤炭还是这样。因此,除非短期内煤炭的消费综合成本已经高过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其消费量绝无可能大幅下降。因为人是逐利的,企业也是逐利的。“在利益面前,上帝也会妥协的。”

  但是,如果政府强力推动,给煤炭和石油施加更多、更严苛的消费政策和约束性条件,导致其消费综合成本上升的话,这两大类化石能源则是能够更快地被取代的。

  共识之四:治理雾霾必须稳准狠,“稳”意味着统筹兼顾、稳健推进,“准”意味着对症下药、措施到位,“狠”意味着不留情面、不留退路。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治理雾霾上,我们仍要强调科学发展观。说到底,我们国家的人口太多了,社会的底子太弱了,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必须统筹平衡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民众就业、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噎废食,这听上去像大话、套话和官话,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做好“平衡”。

  统筹兼顾这一中式理念在西方管理学界有个很好的管理工具与之对应,这就是“平衡计分卡”,即注重财务与非财务、短期与长期、结果与驱动、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平衡。在雾霾的治理上也是如此。特别重要的是,在雾霾问题解决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精英人士必须达成“平衡”,相互信赖,目标合一。

  稳健推进,顾名思义,就是要“分步走”,容易解决的先行,难啃的硬骨头通过打攻坚战、甚至壮士断腕的方式解决,这就需要做好解决雾霾的“顶层设计”,做到有序有力、大小兼顾。

  对症下药就是要找对方法。雾霾问题既是环保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既是专业化范畴的技术问题,也是连三岁小孩都有切实体会的大众问题。这就需要一套“组合拳”的解决办法,需要多管齐下,需要多措并举。

  措施到位就是要讲究执行力,持之以恒,考核监督一起上。不留情面很关键,不管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能源央企,还是拥有良好品牌声誉的民企,国家在企业节能减排、环保技术推广、落后产品设备升级改造上,必须铁面无私,发狠心、下狠手。不留退路更关键,必须以背水一战的勇气打赢这场攻坚战。说到底,环保问题、雾霾问题能否有效快速解决也是事关中华民族存亡、国家长治久安和党的执政地位、执政能力的问题。

  如果中国的体制内、外精英人士能够谋求共识、达成一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国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雾霾在内。愿“伦敦雾”不会在中国上演!愿美丽中国不只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而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为石油业内人士

责任编辑:王晓冰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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