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经济的转型不是靠周小川要靠柳传志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十周年专场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经济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靠的是自由、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张维迎说，中国要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告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拥抱亚当斯密和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

　　张维迎说，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内生增长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在这个理论下的政策诉求一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第二就是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现在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变成了长期的经济学。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要不就是投资，要不就是消费，要不就是出口。如果经济要转型的话，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就是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为消费拉动，就是怎么刺激消费的问题。但这个理论错的离谱，因为它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浪费型投资这么多。再比如说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消费已经是手段了。我们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要不然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这个理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假定经济是由一个单一产品GDP组成的，可以任意加，比如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就是130。如果投资从50变成30了，消费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