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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何其沉重的“五环警示”

2016年08月22日 08:42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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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为改变了“金牌至上”的价值观鼓掌叫好,为中国竞技体育初步被打回原形而庆幸

  展玉|文

  资深体育评论员

  每届奥运会前,对各国代表团的成绩进行预测都是必要的规定动作,在展望中国代表团的前景时,即使像我这样悲剧人格的人,也不过是做出了金牌数“28正负3”的判断。

  伦敦奥运会时,中国在前9天里获得了30块金牌,后7天获得8块金牌,鉴于奥运会赛程的变化并不很大,要想再拿到十块以上金牌,难度是相当大的,这样一来,中国的金牌总数将低于悉尼奥运会——当然了,我已经为国家体育总局找到了开庆功会的理由:

  创造了在南美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佳成绩。

  因此,在这个时候,作为一名体育观察者,我觉得有必要提出几个纯粹个人的观点。

  观点一:黄警——奥运会备战工作做得最差的一次

  2015年,中国在奥运会项目上一共获得了40多个世界冠军,“合并同类项”之后(例如乒乓球的9个冠军只能换算为4个),大约能换算成36个奥运会项目的世界冠军。

  考虑到奥运会比赛不同于一般的世界大赛,有关部门做出了“金牌数在31块左右”的判断,这应该是有数据和事实依据的。但这个逊色于雅典奥运会的判断显然使中国体育界的领导者不满意,于是修改的内定目标提高到36块,少数有“先知权”或者“先知能力”的媒体进而向公众暗示了这一数字。

  然而,据我在赛前观察:中国体育界这次的奥运会备战是做得最差的一次,主要体现为不细致和无权威——不细致,是一味地设想理想主义的高指标,却缺少以往那种精确的细节筹划;无权威,是顶层设计明显不足,像是在上演重臣巡游的真人秀。这样一来,就同时犯了不够脚踏实地和缺少高屋建瓴的双重错误。

  此外,陈欣怡出现的兴奋剂问题,和备战不细、管理不严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说备战工作做得差,是指整体而言,具体到各个运动队,应该说有些队伍还是不错的,例如奖牌数与上届持平的射击队和在已结束赛事中表现出色的跳水队等。

  观点二:黑警——竞技体育的专家最不被尊重的一次

  几乎只是在最近一年间,中国竞技体育的专家们和功勋教练们变得谨小慎微和惶惶不安,这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他们追求金牌的既往价值观受到了颠覆性打击,害怕随时被扣上“唯金牌论”的帽子;其二,他们中很多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回忆中,回忆自己在过去十来年间究竟有哪些不合法收入。

  反腐倡廉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体育界也的确在这方面存在一些阴暗面。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是否应该绝对地以对政府公务员的要求,来要求体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确实有着不同的行政级别,但这不是他们应该负责的事,而是沿袭至今的“九品中正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没有行政职务意味着没有权力或者实质上没有权力,就像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也渴望“升处”或“处升”那样。

  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很多项目中心的领导者都不是本项目的专家,并且缺少统帅团队进行奥运会角逐的经验,这也是部分项目奥运会成绩不好的原因。这种局面也不应该由这些“一把手”个体负责,而是要思考:一般行政单位的“轮岗制”和“退休制”是否应该完全地照搬到体育界来?

  在各个项目的国际体育组织主席里,巴赫算年轻的。我专门做过一个统计:夏季奥运会各国际单项组织的主席,平均年龄大约是65岁,而且大多是长期地、一辈子地从事该项目的国际活动,他们的丰富经验和广泛人脉,是各个项目取得发展的依托因素之一。而在行政化的中国体育界,“到点退休”的原则,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里赢得更大的话语权,非常不利于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教练也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各项目里有多少古稀之年的老教练,看看他们的丰富经验造就了多少奥林匹克传奇。反观中国体育界,偏偏出台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对教练员返聘的年龄做出了一刀切式的严肃规定,这种把体育行业行政化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对竞技体育规律的倒行逆施。

  观点三:黄警——舆论环境最浮躁最嘈杂的一次

  我们的确应该庆幸自己生活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时代,这使人与人之间获得了想象中的自由与平等,并且臆断自己拥有了独立人格。

  偏偏在这个时候,“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或法人,开始想象怎样以体育创业的方式成为下一代的王健林或马云。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违背事实的舆论:作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最佳男运动员的孙杨,在舆论上几乎完败于宁泽涛的“十亿身价”,却很少有人出来指出——宁泽涛的金牌是在主要对手并不发挥、自己也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水平的情况下,赢得了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并且这块金牌也绝非“黄种人的奇迹”,因为黄种人游得最快的情景在几十年前就出现过,就像日本选手早就赢得过奥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三连冠那样。

  因此,无论在奥运会前、奥运会期间还是奥运会后,至少专业体育传媒应该建立这样一种观念:泛娱乐的流行文化,固然使竞技体育价值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和呈现出新的生机,但竞技体育的主要价值,还是人类运动能力的极限和打败所有对手。如果中国运动员只有被俳优化和戏子化这一条路可以走,那么永远不会有中国的博尔特和菲尔普斯。

  另一个例子则是在霍顿攻击中国运动员的时候出现的,中国的有些媒体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基本的历史知识、专业能力和全球视野,他们进行的有力回击,往好处说是体现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往坏处说是拿自己的荣誉往人家设计好的圈套里钻。

  观点四:红警——竞技体育的价值观最混乱的一次

  里约奥运会前,中国体育界同时在做两件事:一边像过去那样和各个项目中心签订“金牌任务书”,一边高调地声称“淡化金牌”,这让很多行伍出身的人士无法适从、不明就里——他们是“丘八”,最多懂点儿身先士卒打打杀杀的事情,而且基本上都没背过成语词典和都不是宣传部门出身。

  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观出现今天这样的混乱局面,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混乱在这个时候出现,却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它恰好出现在很多国家更加重视奥林匹克体育的时候——

  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在女子体育方面的投入,大学里获得奖学金的女运动员和男运动员的比例,从过去的一比五变成一比一,因此,伦敦奥运会美国的46块金牌里,29块被女选手获得,里约奥运会,美国女选手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选手,在里约奥运会前九天里获得的26块金牌里,有16块半来自女运动员。美国人像导演好莱坞大片那样,在里约缔造了菲尔普斯23块金牌的神话和埃尔文时隔16年再次夺取男子50米自由泳金牌的神话——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他们从来不放弃显示自己强大和制造美国英雄的机会。

  英国从20年前的一块金牌,到今天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跃居中国之前,是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探索“混合型举国体制”的结果。在伦敦奥运会前制定的“英国体育影响世界”计划,争夺的是国际体育组织里的话语权,而“登上领奖台”计划,则是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奥林匹克选手,以求至少在体育和奥运会的舞台上,重现大英帝国的强大。

  俄罗斯也是这样,它所受到的明枪暗箭,原因都是因为它太想再次以体育的方式出人头地。而且,虽然俄罗斯体育受到了极大削弱,但在里约奥运会已经完赛的比赛中,还是获得了数量可观的金牌和奖牌——四块击剑金牌是前所未有的,这和俄罗斯首富、阿森纳的老板、国际击剑联合会主席乌斯曼诺夫不无关系,间接地证明着他们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我相信在摔跤比赛开始后,也未必不会出现下一个卡列林。

  对了,还有日本。它不是已经制定了一个在东京奥运会上打败中国的全盘计划了吗?

  观点五:蓝警——对发展趋势认识得最没有前瞻性的一次

  中国竞技体育以往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和中国体育界正确预见到世界体育的发展趋势有关,这才有了例如女子项目的“先发优势”。可惜从里约奥运会这几天的比赛结果看:中国体育界已经部分迷失了专业判断力。

  具体地说,中国体操和拳击的失利,有必要反思自己的项目发展方向:体操需要反思片面追求难度的问题,拳击需要反思对奥运会拳击比赛和国际拳联推广的职业拳击之关系的认识问题。

  宏观地说,中国体育界对里约奥运会前的国际体育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缺少清醒的认识:其一,IOCWADA的关系,如今越来越像是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代表团偏偏在最不应该出现兴奋剂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兴奋剂问题,这是一次超出体育意义本身的失误;其二,IOC的巴赫主义改革,是该组织重新定义现代奥林匹克文化的一次举动,诸如和职业体育的融合发展、诸如奥林匹克频道为代表的文化传播、诸如对奥运会设项的规则重构等等,这些本来可以使无数体育学子有发表论文的机会(或者是让无数体育官员有把自己包装成文化人的机会),似乎却被轻易地放弃了;其三,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对立起来,把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舆论上的矫枉过正,但中国体育界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毫无作为。

  中国在奥林匹克体育领域取得的成功,不但体现着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没必要自惭形秽,反而该额手称庆才是——假如说今天中国有什么做得比外国好的话,则竞技体育中的奥林匹克部分,算是其中之一、或者曾经是其中之一。

  这方面最大的命题,我形容为“双重转化”:“武转文”和“军转民”:“武转文”,是说奥林匹克竞技体育的武功,应该更多地转化为文德;“军转民”,是说竞技体育领域的科研成果、冠军精神、管理效率等等,应该尽快使之转化为惠及全民健康的消费型产品。

  在我看来,这即使上升不到政治定力的高度,也至少能算是前瞻视野。

  说完上述这些“五环警示”,我还要补充一个这样的观点:

  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从肯尼亚的高原村夫到美国的有色人种以及巴西的贫民窟和中国的农民工——体育都是社会下层晋身社会精英的途径之一,周洋在冬奥会上说的那句话就是这种途径的中国版,体育之所以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部分是因为这种功能。

  而在如今的中国体育界,以往的三级训练体系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体育与教育的结合之所以尤为必要,就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和他们的孩子,需要以体育的方式赢得尊重和获得新生。在一个健全的而非拼爹的社会里,构筑这样的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而对于生活得焦虑和窘迫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同时需要体育的愉悦、体育的梦想、体育的改变和体育的荣誉,假如我们否认了这种健康流动、积极向上的体育功能,那么我们还有明天吗?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为改变了“金牌至上”的价值观鼓掌叫好,为中国竞技体育初步被打回原形而庆幸才是……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陈华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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