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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支付机构是否该断了对备付金的念想

2017年03月13日 09:4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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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为规范第三方支付业务,提出了支付机构逐步取消吃客户备付金利息的过往做法,并且建立统一的清算平台“网联”,改变目前支付机构直连银行的格局。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贺强教授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应该保留过去实践中的上述做法。赵繇此文则与贺强教授的观点做了商榷
全国政协委员贺强教授在今年“两会”的提案中,认为应该保留过去支付机构吃客户备付金利息的做法。赵繇此文则与贺强教授的观点做了商榷。视觉中国

   赵鹞|文

  这两天,《关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不能“一刀切”的提案》在微信朋友圈上广为传播。笔者作为一位独立研究支付清算并有着数年较为权威的从业经历的后辈全文拜读了这份提案,感受比较深,想与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贺强教授分享与商榷。

  首先,诚如您所言:“早在2010年,我曾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过一份关于规范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的全国政协提案”。201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二号令),从此我国非银行支付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据人民银行公开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非银行支付机构年处理业务量从371亿笔增加到1855亿笔,金额从18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71%和90%。其中,网络支付业务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02%和87.6%。可见,我国的非银行支付行业的产业规模已是世界第一。

  又如您所言:“第三方支付在国内已为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的确,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布了《关于改善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全面改善农村支付环境的总体目标、主要措施要求和保障机制。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方面,启动了农村移动支付的试点工作,推动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积极探索业务模式,为更多贫困地区农民提供高效、低成本的支付服务。2014年,人民银行总结在前期试点经验后,又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进深化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在这些系列政策的指引与支持下,农村用户的消费方式正在逐步与城市居民趋近,网上购物(代购)、娱乐消费等新的消费需求增长迅猛,移动支付已逐步成为解决农村金融支付服务需求的切入点,相关工作成效显著。这在规模上使得我国成为全球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国。

  成绩得来不易,在不否认非银行支付行业对上述成绩的突出贡献时,也不能抹杀整个支付清算产业为此做出的协作与努力,更不能无视其快速发展所产生的“重规模、轻风险”,“重效益、轻责任”,“重创新、轻合规”等各种行业乱象与问题。

  第一,就是您在提案里指出的客户备付金利息的问题。您认为“取消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客户备付金获得利息的权利……首先是并无国际先例……其次是抬高社会成本,让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承受日常支付的负担……最后是加剧行业压力,甚至诱发一定风险,影响社会稳定。”我们不妨逐一分析:

  首先,客户备付金利息归属应符合国内法律规定与立法精神。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物的孳息为原物所有人所有。《合同法》第377条规定,保管人有返还保管物义务时,应当将原物及其孳息一并返还。《物权法》规定,孳息应由原物所有人所有。因此,从法律上讲,客户备付金利息应归属客户。从政策考量,逐步取消支付机构的客户备付金利息,则是“支持支付业真正把心思扑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安全和为客户服务上,而不是瞄着人家的资金,打那个资金的主意。”

  其次,客户备付金利息多寡与消费者支付负担没有必然联系。您是经济学教授,知道需求价格弹性理论,即当消费者对某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时,生产者没有提价的动机,因为这样会损害其利润,只有当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较小时,生产者提价才有利可图。

  尽管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两大巨头,但非银行支付行业仍是个竞争比较充分的服务业,特别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效应使得它们享有很大的规模红利,但网络用户的多属性特征也使得消费者有很大的需求价格弹性,故而行业的定价策略与水平都是一样的。因此,非银行支付行业在受到取消客户备付金利息这一外部同质冲击后,每个支付机构特别是支付宝、微信支付这些巨头们都没有首先将这一“成本”冲击转嫁消费者的真实动机。

  另一方面,“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定律,故而您认为的“支付服务免费或接近免费”并不是您以为的“普惠特性”所带来的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前期非银行支付行业在与银行支付竞争中采取的补贴个人用户的竞争手段,但这种补贴不能长久,其在获得大量用户后收取一定服务费用也无可厚非。以支付宝为例,2016年10月12日(此时人民银行尚未宣布逐步取消客户备付金利息)起收取0.1%的提现服务费(同微信支付),且20000元额度内免费(微信支付是1000元),可见,这种收费水平对用户而言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困扰,也不损害消费者福利水平。

  再次,您的“一旦取消(客户备付金利息)将使得这些机构产生生存危机,甚至逼得原本规模较小、经营不善的机构‘铤而走险’,进而做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就纯属无稽之谈了。如果监管部门纵容那些打着客户备付金本息的不良商人,岂不形成劣币驱逐良币之恶果?如果真有这样的“铤而走险”,它将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二,就是您在提案中支持现有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直连银行完成跨行清算模式的问题。认为“一是建设新平台,将面临资金、人力和技术等社会资源的重复投入;二是无差异的统一接入让消费者和商户失去服务的选择权;三是短期内搭建的平台能否承受现有及不断增加的业务规模。”我们也不妨逐一分析:

  首先,您所鼓励与支持的现有的支付机构通过在银行多头开户实现跨行清算的模式本身就是重大风险来源,这在任何其他国家没有先例(同样道理,难道银行也能互相直连而绕开央行监管做跨行清算?)。

  一是由于各银行机构业务处理平台标准和接口标准不一,造成多头开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大,开发和管理难度也大,不利于社会资源的节约和处理效率的提高。

  二是部分支付机构系统安全性及风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且缺乏配套的风险保障措施,已经有支付机构经营不善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破产倒闭,累及银行,对金融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是这种清算模式有极大的封闭性,交易处理过程和交易信息透明度低,已经产生监管死角,不符合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的法律要求。人民银行审时度势,研究、规划并建设网联平台的根本初衷就在于此。

  同时,建设网联平台,将支付机构的支付服务提供主体身份与转接清算职能分离,确保各类型市场参与机构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得支付机构在业务处理、业务价格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能够充分发挥面向终端用户的业务创新优势,形成价格和服务的差异化竞争,这才是非银行支付行业回归本业之道。

  其次,清算服务属于支付的后台业务,消费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笔业务是通过什么清算渠道完成的,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就如我们使用银行支付服务时,持卡人会指定银行采取IBPS还是小额支付系统完成跨行支付?因此,保证最终资金到付,清算渠道是A还是B,并不影响消费者的支付体验。另一方面,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支付机构(包括成员银行)是绝对禁止绕开银行卡清算组织的,您看到过国内支付机构在海外绕VISA和Master做清算转接的吗?

  最后,建设网联的平台的重大意义还在于探索一条为中国金融业培养、锻炼与储备分布式技术和人才的创新道路。

  第三,就是您认为现有的第三方支付监管是“一刀切”的问题。首先,作为支付清算行业的监管者,各国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的政策原则都包括“面向银行与非银行机构、行业巨头与新进入者提供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形成一个长期稳健、创新的零售支付市场。”(CPMI)所以,您所指责的“一刀切”本质上就是监管部门提供并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这无可指责。

  其次,人民银行已经在去年发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专项制度中体现和贯彻了支付机构差异化、科学化监管,并发布了《非银行支付机构分类评级管理办法》,您有时间可以学习。

  最后,支付无小事,惠及千万家。支付连接大众万千,干系着金融稳定,任何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都有着牵一发动全身之效。在支付清算理论研究与政策建议方面,我们应继续秉持学术研究精神为我国的支付清算行业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出学人的贡献!让我们以此共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兼任中国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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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贺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不能“一刀切”

   提案提交: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近几年,市面上出现不少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幌子的网上集资活动,在相关监管经验不足和制度缺失,造成监管滞后,引发了诸如P2P企业老板卷包跑路、易租宝网上金融诈骗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案件。而互联网金融中的第三方支付行业,由于及时监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重大的金融风险案件。

  早在2010年,我曾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过一份关于规范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的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央行加对强第三方支付的监管,设立准入门槛,让市场参与机构持证上岗。央行高度重视,列入当年重点提案,并组织了八部委联合考察团,考察了中国银联与支付宝等支付机构。随后央行建立相关监管制度,向通过审核的市场机构发放业务许可证,持证上岗,将第三方支付发展纳入规范化轨道。央行监管至今,不仅第三方支付行业并未产生重大金融风险,而且推动了第三方支付行业迅猛发展。

  事实证明,及时、科学、适度的监管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正是这种通过合理监管,规范发展,才使我国的第三方支付,特别是移动支付行业为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已经实现全球领先,对社会贡献巨大

  2010年至今,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已在全球取得领先地位。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38万亿人民币,约为美国的50倍[1]。近日,台湾地区一些权威人士更是以大陆地区遍地可用移动支付进行消费为例,指出大陆地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不止“超越台湾”,更是“超越全世界”。

  事实上,第三方支付在国内已为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一是满足广大群众便捷的消费需求,尤其在网络购物、便民缴费、线下小额支付等等领域,不少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不带钱包只带手机的无现金消费习惯。

  二是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建设新农村,离不开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提升,而支付服务是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基础化社会水平不断提升,第三方支付成为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异化的重要手段。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数据,县城移动支付用户最多,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列第二,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列第三位,占比为17.0%;其后依次是地级市、直辖市和乡镇地区。可见城乡二元化特征在移动支付领域并不明显,这也将成为农村普惠金融的重要基础。

  三是为小微企业商户提供低门槛、便捷的支付工具。第三方支付定位小额便民,为传统POS机具等难以覆盖的小微商户提供低成本、便捷的方式受理非现金支付,降低他们的经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

  二、“一刀切”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可能对第三方支付行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P2P与网上金融诈骗案件频发,我们开始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但是我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没有根据其业务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而是采取一切从严,“一刀切”的监管方式,使我们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制约。

  目前,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政策收紧,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是取消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客户备付金获得利息的权利(客户备付金是指客户暂留在支付宝和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账户上的余额,支付机构需将这一部分资金存在合作银行中,新措施将要求银行不得将这部分资金产生的利息给予支付机构),可能产生以下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并无国际先例。由于存款必有利息的商业惯例,全球各国都允许支付机构获得这一部分利息收入(如欧洲在“支付服务指令II”中明确支付机构可将这部分资金投资于安全、低流动风险的资产并享受收益)。

  其次是抬高社会成本,让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承受日常支付的负担。与国外支付行业相比,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具有明显的普惠特性。如PayPal(贝宝)对商户收取交易金额3%-4%的佣金,是国内平均水平的6倍以上;而PayPal账户间转账也要收取1.5%以上的费用,在中国这些基本都是免费或接近免费的。这与中国支付行业长期发展路径有关,备付金利息成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入来源,补贴相关运营成本,因此可以向商户和用户提供低门槛、低价格的服务。而一旦取消利息,这些成本将有可能转嫁给商户和用户,抬高社会成本。最后是加剧行业压力,甚至诱发一定风险。利息收入取消对支付行业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尤其是利息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预付卡机构(占支付机构数量的大部分,且大多数都是盈利能力薄弱的中小型机构)。一旦取消将使得这些机构产生生存危机,甚至逼得原本规模较小、经营不善的机构“铤而走险”,进而做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取消第三方支付机构与银行原有直联合作的方式,让两者通过指定的一两家机构进行间接联接。从1999年第一家第三方支付机构首信易诞生起,整个行业就是在努力解决银行之间跨行支付问题,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便捷的支付体验。这一模式在国内外发展至今,已非常成熟,并且未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如打破这一模式,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建设新平台,将面临资金、人力和技术等社会资源的重复投入;二是无差异的统一接入让消费者和商户失去对服务的选择权;三是短期内搭建的平台能否承受现有及不断增加的业务规模,同时为未来业务创新提供空间,对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来说具有一定风险。

  三、建议加强科学监管,一定要保障“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一是建议遵循国际惯例和原有监管要求,允许支付机构在合规情况下享受利息,确保整个行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其向消费者和小微商户持续提供普惠便捷的支付服务。

  二是建议审慎考虑通过集中化平台取代现有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间的合作模式,避免对十多年来第三方支付发展起来的成熟商业模式造成巨大影响,保持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稳定发展。

  三是建议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加大差异化监管。目前,全国持牌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超过260家,存在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局面。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机构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也对社会产生重大贡献,应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也有不少支付机构在风险控制和消费者保护方面较为薄弱,容易成为行业风险洼地。建议对不同情况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监管上应当区别对待。

  四是当前持牌机构的过多、过剩也导致市场出现对支付业务许可证的违规买卖行为,对监管的严肃性产生了挑战,应加以及时清理整治。

  [1]美国市场调研公司Forrester Research数据,2016年美国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1120亿美元(约合7688亿人民币)。

责任编辑:蒋飞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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