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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犯罪治理难在何处

2017年03月14日 11:48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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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呼吁加强行政监管和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收效甚微,需要强调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和运营商的责任,这是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治本之策
在过去的2016年,最高司法机关合力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办案总量和大案要案等方面都向公众交出了较为满意的答卷。但更应强调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治理,这不再仅仅是国家施“仁政”的举措,严峻的犯罪形势和波涛汹涌的舆论浪潮已形成迫在眉睫的倒逼之势。图自东方ic

  文︱常秀娇

  北京市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刑法学博士

  3月1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两高”的工作报告均在显著的位置用一定的篇幅将“电信诈骗犯罪”予以单独强调,且在表述上都采用了“严惩”的表述。可以说,在过去的2016年,最高司法机关合力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办案总量和大案要案等方面都向公众交出了较为满意的答卷。但更应强调对电信诈骗犯罪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治理,这不再仅仅是国家施“仁政”的举措,严峻的犯罪形势和波涛汹涌的舆论浪潮已形成迫在眉睫的倒逼之势。

  电信诈骗犯罪的惊人增长和现实危害

  从产生到成熟,电信诈骗犯罪这十余年来实现了质变:原来的“新兴产业”,现在的“专业化”、“企业化”和“跨国化”运作;原来的“小打小闹”,现在的“大案要案”频出,如2016年的“徐玉玉案”、“清华大学教授被骗1700万”等接连发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案件。更需值得警醒的是,电信诈骗犯罪的这种发展势头没有任何收敛的趋势,很可能会愈演愈烈。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7万起,是去年同期的2.5倍;查处违法犯罪人员2.8万名,是去年同期的2.7倍。

  电信诈骗犯罪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广泛且重大的财产损失。据公开数据,2012年到2014年,因为电信和网络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达到100余亿元,而到了2015年,高达222亿元。电信诈骗犯罪以小金额为主要类型,再考虑犯罪黑数和犯罪未遂的情形,可以推知相关被害人的范围之广。然而,比人民群众直接财产损失更可怕的,是对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在现下的中国,所有接到陌生号码来电的人,都人人自危,第一反应甚至担心是“骗子”。据了解,有的司法机关通过电话通知当事人领取传票等工作中已面临困难,被送达人压根不相信工作人员说的话而直接挂断电话。

  催生电信诈骗犯罪的“聚能环”

  不必感慨电信诈骗犯罪如此惊人的发展,仔细考察会发现,这种增长是必然的,因为电信诈骗犯罪是典型的“低成本、高收益、小风险”犯罪,这些因素就如同一个聚能环源源不断地催生犯罪。

  (一)电信诈骗犯罪的成本低

  电信诈骗犯罪人要实施犯罪行为只需支付较少的投入购买设备、个人信息等,就可以开展面向全国的诈骗活动,行为准入门槛低。且随着电信诈骗服务业的形成和犯罪地域集聚,这种成本还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如有专门的信息中介,以低廉的价格在互联网上售卖公民的个人信息。再如若犯罪人要进行诈骗活动,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负责提供设备、架设线路和提供饮食等。

  电信行业的放纵也直接降低了电信诈骗犯罪行为的成本。从技术上考虑,电信运营服务商能够实现对内容的筛查、过滤和拦截,但这样技术革新成本高昂,而与之相反,群发垃圾短信、诈骗短信已成为各地运营商创收的重要来源。电信运营企业如果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自然不会有动力采取有效措施。

  (二)电信诈骗犯罪的高收益

  电信诈骗犯罪多数以互联网为依托,是“一个终端面向全世界”的犯罪模式。犯罪行为人只需足不出户的轻巧键盘或拨打电话,就能够实施受众面广泛的欺诈行为,潜在的被害人数量众多。而在基数颇大的被害人群体中,只要有一小部分人上当受骗,所骗取的钱财就不可估量,少则几千元,多则成百上千万,可谓一夜暴富。这种一本万利的犯罪形式,与传统的侵财类犯罪相比,绝对属于高收益的类型。

  (三)电信诈骗犯罪的风险小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的风险规避理论,在风险不得规避,行为注定失败被追责的情况下,犯罪人很有可能放弃行为。但电信诈骗犯罪是犯罪黑数最大的犯罪之一,且不论犯罪未遂的问题,有很多被害人被骗走了三五千元,就自认倒霉,不会报案。即使报案,由于数量庞大,涉案数额往往比较小,公安机关在警力分配上不可能全线铺上,加之电信诈骗犯罪的行为隐蔽性、无现场性和技术智能性,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较大挑战,导致电信诈骗犯罪的破获率非常低。

  有的放矢地治理电信诈骗犯罪

  治理电信诈骗犯罪并不是无法破解的“死胡同”,只要紧密围绕成因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将电信诈骗犯罪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是“指日可待”的。

  (一)完善立法,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是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源头治理。我国的公民个人信息存在自身保护意识不强,搜集者不规范使用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此情形下,我国个人保护立法又严重滞后,更不利于公民个人和全社会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德国、美国和欧盟都在上个世纪就通过了个人数据、电子隐私保护类的法案,近邻日本也在2005年颁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而我国尚无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有规范零散且分布在效力等级比较低的法律文件中,大多数保障规范都是宣告性的,救济渠道受阻。《个人信息保护法》纳入立法计划已近十载,但遭遇重重阻力,迟迟无法出台。当前电信诈骗犯罪如此猖獗,该是当局下定决心,完善立法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了。

  (二)落实行政监管,运营商切实负起责任

  尽管呼吁加强行政监管和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收效甚微,需要强调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和运营商的责任,这是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治本之策。

  一是工信部等行政机关的监管。所谓“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工信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依法监督管理电信与信息服务市场,对于当前出现的电信服务乱象,工信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工信部应从规范运营、信息内容筛查、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并严格落实。

  二是电信运营商负起企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62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这些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可见,当前电信运营商为了商业利益而放任诈骗等违法内容横行,是违法的,可能面临民事、行政责任。如果在明知内容违法的情况下,还协助传播,则具有刑事上的可苛责性。根据现行刑法,不可以由单位构成诈骗罪,具体刑事责任的落实还有待进一步突破、明确,但应该看到,与电信诈骗密切相关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在《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九)》中接续修改,所以通过刑法修订追究电信运营商电信诈骗犯罪的共犯责任,也不是全无可能性。

  (三)增强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被骗

  无论骗术再高明,都需要被害人的配合才可能最后完成,因此,培养每一名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是防范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预防之策。针对电信诈骗犯罪,公众至少在这三方面要增强意识:一是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尽量不要将本人真实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住址和亲属关系等向他人披露;二是要保护自己的手机终端,当确实需要将手机等终端交给他人操作时,尽量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避免植入木马程序等;三是对电信诈骗的信息尽量多关注,了解犯罪人的施骗方法,具备一定的识破骗术的能力。公众接到电话遇紧急事务一定要冷静,凡是涉及汇款等实质性处断的,一定要与本人核实。

  (四)集中打击与常态化治理结合,守住最后的防线

  刑法具有谦抑性,但对于诈骗这种传统犯罪,只是借用了网络电信的新形式,刑法要勇于亮剑。而当前,我国在电信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指:一是进一步加强集中打击的力度。在集中专项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方面,我国办案机关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而当前的电信诈骗犯罪地域性集聚特征明显,应在这些地域开展集中打击,在短时间内先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是要转变运动式的办案思维,加大警力、物力的投入,将惩治电信诈骗犯罪常态化,提高破案率。徐玉玉案发生后,短短一周内就破案,说明我国警方具备破获此类案件的能力水平。同时,在强调惩治电信诈骗犯罪常态化同时,应加强对刑事案件侦破技术上的支持,以提高办案效率。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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