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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研究型大学当推行“学不以致用”

2017年08月12日 14:0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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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则是把其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资料图:施一公。图/东方IC

  编者按:近日,施一公早前的两篇演讲再次在互联网引起关注。两篇演讲主要涉及施一公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反思,处处饱含了作者的更深层次思考。

  1967年,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郑州,清华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是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2007年,施一公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2月,施一公放弃了在普林斯顿的高薪与荣誉,全职回归母校清华。现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财新网经作者授权,转发两篇文章,与读者分享。

  施一公: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本文系作者2014年9月16日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的演讲)

  施一公:我们缺什么?

  (吴杨奖)委员会希望我讲些励志方面的东西。其实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写几句,但是看着窗外的雾霾,心情不好、写不出来,而且我也习惯即兴演讲,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

  如果今天的演讲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我的科研动力。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微信,包括把高晓松先生和施一公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评论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实际的情况和这些评论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会觉得比较意外,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殊之处。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2009年9月26日,我陪着母亲和姐姐回到了曾经生活3年半的小郭庄。我的母亲激动得老泪纵横,我也很感动;乡亲们对我们还像三十多年前那么热情,但我意外注意到,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还靠井水和压水;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比城里人差远了。但乡亲们很满足、很快乐。我想念小时候的小伙伴们。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2014年11月27日,在被称为“中国医药最高荣誉”的“吴杨奖”颁奖典礼的演讲,原演讲题为《我的科研动力》 )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陈华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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