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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艺复兴汲取智慧

2017年09月11日 14:1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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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需要欢迎天才和多样性,保持开放;听从科学家和专家的意见,防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绘制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头脑中的地图,追求更公平均衡的发展
《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2017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财新网】(记者 张兰太)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全球化趋势似乎遭遇重大“逆流”,金融过度自由化的不利影响仍未彻底消除;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朝核问题阴云密布,人们的焦虑、不安强烈表露出来。如何应对越发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移民和难民问题?面对种种难题,有的人向未来叩问,有的人向过去求解。数月前,一本名为《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的书出版,即显示了作者温故以知新的努力。该书认为,现在人类处于一个新文艺复兴时代,它与500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面对21世纪的风险和挑战,我们需要从文艺复兴时期汲取智慧、勇气和灵感,重塑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遗产。日前,财新记者在北京专访了该书的作者——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克里斯•柯塔纳(Chris Kutarna),探究了这本书的相关内容与他们对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看法。

  他们在专访中指出,21世纪可能是最好的世纪,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世纪,好与坏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欢迎天才,欢迎多样性,保持开放,而不是为人们的流动和不同想法的交流制造障碍;听从科学家和专家的意见,并增强共同认知,重新绘制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头脑中的地图,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关注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未来20年,美国有高达47%的工作会受到AI的影响,中国人的工作则有更高的比率被替代。

  伊恩•戈尔丁,现为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理学硕士,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博士。1996—2001年,担任南非发展银行行长、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顾问。2006—2016年,担任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巴黎项目总监等职务。

  克里斯•柯塔纳,现为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员。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2004—2007年任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2008—2015年担任加拿大投资公司Dundee Corporation特别顾问兼副主席。他曾在中国生活数年,还有一个中文名字柯睿思。

  人类处于十字路口,应向文艺复兴时期寻求启示

  财新记者:你们在新书里说,人类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可能是最好的世纪,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世纪。为什么这么说?

  戈尔丁:21世纪可能是最糟糕的世纪或最好的世纪,我们处在十字路口,好与坏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世纪,因为全世界基本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其他国家也可以很快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人类克服了一直以来面临的诸多疾病和挑战,我们正在治愈癌症,也找到了许多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所以,现在可能是我们最好的世纪。但是,这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世纪,因为我们相互毁灭,破坏地球。我们制造了越来越复杂、强大的武器,可以杀死很多人;我们正在逃避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将大面积摧毁所有沿海城市,破坏生态系统,并带来其他生态灾难;我们可能出现严重传染病,造成无数人死亡。我们可能会遭受比人类历史上曾经可以想到的更多的死亡甚至毁灭。所以,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现在我们所做的选择将塑造本世纪的其余时期,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人类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30年,需要共同应对挑战并克服风险,同时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紧张和冲突出现,人类可能需要更强大的管理能力,这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原因。

  柯塔纳:我想,我们这本书,实际上是结构化的,一方面是天才的涌现,另一方面是风险的激增。我认为,历史昭示了这两大驱动力都是从本土化转向全球化。以健康和疾病为例,当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开始与美洲发生联系,欧洲的疾病传到美洲大陆,美洲的疾病也传到欧洲,这些疾病以前的影响是相当本地化的,现在突然成了更广泛的存在。我们再看金融市场,过去有一些非常小的本土市场和当地的交易者,但随后新的债务工具出现,允许欧洲许多不同的地区筹集利用国际资金。如果哪一个国家没有支付债务,然后突然间整个大陆的经济崩溃,此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只能投资于当地活动,而后来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风险也越来越大。在欧洲,印刷机出现前,任何供阅读的信息都是手写的,因为欧洲当时没有中国500年前已经出现的印刷术,所以,那里的信息保持在非常本土化的状态,而一旦可以打印出来,它变得更便宜,也更容易和更快速地传播,这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好处。这也意味着政治革命者、宗教革命者可以更快地传播他们的想法,即使当局不想,这也会导致冲突,我们今天也看到同样的事情。看看航空旅行和国际贸易的爆发,它们使SARS或H1N1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更容易和更快速地传播,我们的活动范围比自己所能理解和能预测后果的更广泛。因此,我认为这个基本特征像文艺复兴时期,从更本土化到更全球化,其中蕴含的机会和可能性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了解彼此的差距及全球如何互相影响,这个过程可能非常渐进。

  财新记者:历史上可能有很多时期有相似之处,那你们为什么把今天和文艺复兴相比较呢?

  戈尔丁:我们并不是说文艺复兴是历史上惟一与现在相似的时期。历史上有许多时期可以选择,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几次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历,不同国家的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选择了文艺复兴,因为我们发现它特别有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一个存在很多难民的时期,也是最早开始全球化的时期。我们认为,它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世界如何逐步融合,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文艺复兴也是以信息革命——欧洲印刷术的出现——为特征的,这是人们的思想得以改变,一些真正有创造力的天才出现的根基。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时代特征,也可以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点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但我们不是说文艺复兴是唯一与今天相似的时期。

  柯塔纳:如果我们今天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来理解。以AI为例。我们想了解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我们不能只看中国,我们也不能只看美国,我们必须观察全球,研究国际上的创新,甚至尝试理解这对于所有人意味着什么。同时,也许我们会认为文艺复兴只是意大利的艺术运动,但文艺复兴与欧洲历史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实际上,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事件都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全球性的时刻。如果中国的纸张没有通过中东和北非以及德国最后传入意大利,15世纪50年代欧洲就不会有印刷术。如果火药没有从中国传入奥斯曼帝国,最终导致欧洲政治变革的一些大的战争和冲突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有后来的欧洲历史。还有,为欧洲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数学进步取决于罗马数字转换为阿拉伯数字,等等。所以,文艺复兴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它提醒我们,虽然我们集中精力思考的事情在本地发生,实际上,它是由全球联系和交流引起的。

  戈尔丁:我们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人们引用这个词时,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词。文艺复兴代表逆转、改革,总起来看,人们认为这一时期对于欧洲来说是最好的时期,很伟大的时期。我们希望让人们保持乐观,对于现在和未来感到积极向上。文艺复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选择、危险并可能造成灾难的时期,包括战争、传染病、社会不公等。我们想让人们发现这一时期的机遇,并理解风险、控制风险。我也认为,在变化的速度上,文艺复兴时期不同于其他启蒙时期,欧洲在1450年还是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到了1520年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地区,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也认为,当下这一时期,变化非常迅速,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快,人们思考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艺术和科学、创造力、天才的繁荣,这些都是由信息革命驱动一起到来的,移民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方面很吸引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只有文艺复兴时期与现在相似。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历史是重复的。

  为了最好的时代,政府和个人该怎么做

  财新记者:为了使21世纪成为最好的世纪,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普通人又该做些什么?

  柯塔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消除风险,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是要认识风险,管理风险,减少风险,同时关注其积极一面,增加积极因素。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总是会出现这种二元性。因为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世界远比我们的理解能力更复杂,我们会犯下很多错误,但是,要尽量减少这些负面因素,然后最大化其积极一面,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般方法。我们下一步如何减轻风险?一个很好的答案也许是,如果我们想要更多可能性,我们需要欢迎天才,欢迎多样性,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移民。历史是非常明确的,有一种最大化积极突破的公式,特别是在信息交流领域,我们需要把大量的头脑集中在一起并交流丰富信息的环境。500年前,佛罗伦萨比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更多的著名艺术家,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那是因为欧洲的人才集中在那里,有很多的思想交流,美第奇家族也提供了财政支持。我们再来看看硅谷的当代经验,大约10年前,半数以上的硅谷创业公司,是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一样的移民及其后代创立的,现在这一比例已经开始下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大学的越来越多的中国毕业生会选择回国创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国内的机会可能会更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硅谷的环境越来越不友好。我们正在为人们的流动和不同想法的交流制造障碍。在我们开始真正因移民问题辩论感到混乱之前,对于难民涌入我们社区的关注和恐惧已被普遍化,特别是在一些更加民族主义的政治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都形成了一种总体上对于移民的反感。我认为,这不只是一种社区挑战,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挑战。我认为关键是,尽管存在风险,我们设法保持更广泛的开放性,但是,如果我们能继续在这方面取得进步,而不是设置各种壁垒,我认为这可以平衡带来的危害。

  戈尔丁:我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大好处是科学如此发达,我们知道如此多的关于气候变化、传染病、癌症和其他风险的知识。我们不能再说自己对于风险是无辜的,问题更复杂了,这意味着控制风险变得更加困难。金融危机是非常好的例子。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原本内部平衡的系统带来了全球性的风险。这是由非常快速的技术变化驱动的。虽然我们不可能杜绝所有风险,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理解很多复杂的系统和气候变化、流行病等风险了,我们也比20年前更有能力控制风险。所以,首先,我们能做的事是听从科学家和专家的意见,假新闻、否认证据存在、缺乏研究资金是我们最应当避免的。不相信科学的想法是危险的。美国是这样,英国也是这样。压倒性的公众舆论不是好主意,在政治上不考虑证据而由轻信和固执推动,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很重要的是,能先找到解决方案的国家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而不是等待所有人跟上。大多数全球问题并不需要所有国家都参与研究解决方案,它们需要关键行动者,像气候变化可能需要10个国家,金融管控只需要大概8个国家。一些最先行动者可以成为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达成政策协调,关键行动者非常重要,最后有望解决大多数问题,至少80%。世界上管控的复杂性在于噪音,这是你需要控制的。我也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个人比我们所想象的有更大的角色,因为虽然很多问题是集体性的,但来自个人,我们的行动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要多想想自己对他人的影响。

  柯塔纳:我们如何使21世纪成为最好的时代?除了机构和规则的工作之外,我们还要做个人的选择。这将是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是,再次回看历史,如果有人试图通过经济学视角来衡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450-1550),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发生,人们的收入并没有什么改善。但是,在历史学家看起来,从中世纪社会到早期现代社会的重大突破是在同一个时期,所以,我们同时可以有这样两种不同意见。这要求我们形成一个更广泛的身份。这是500年前出现的新的信息技术(印刷术)的结果。举个例子,那时生活在牛津的人们和居住在纽约的人们肯定是没有作为同一社区一部分的强烈意识,因为如果他们能够旅行到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会发现当地人说话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就像现在某个人从北京来广东,也很难理解当地人说的话。但是,一旦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我们就意识到,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是相同的语言,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都是中国人。在欧洲,这种新的印刷技术的结果就是,人们开始拥有更广泛的共同特征,我们都是英国人,我们都是法国人,我们都是德国人,等等。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加复杂的方式是,以一些重叠的身份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共同的利益。能够识别这些身份将是我们个人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你看巴黎气候协定,这基本上是世界历史上首次能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具有个人影响的全球挑战问题达成一致政策,这种社会革命的价值取向,可能将是帮助我们使第二个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最好时代的努力中最深刻的一部分。

  重构人类政经和头脑“地图”,协调各国政策以共同行动

  财新记者:你们说过,在这个发现的时代,有必要重新设计我们的政治、经济地图和头脑中的地图。应该如何做这项工作?谁来做呢?

  柯塔纳:我认为,一个非常直观的方法是思考一下北京地铁图。当我2006年来北京时,地铁只有1号线、2号线、13号线,这是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北京地铁图。如果这是我今天的头脑中的地图,那么它不会为我在这个城市出行做导航。这样,你实际上就正确地指出问题所在了。不同于在城市里有市政府会公布新地图,在政治、商业、科学的许多领域,没有人负责绘制新的地图,并且在大多数领域大概是不可能有最好的地图的,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精力做这项工作。但是,我认为做重绘地图的工作也是如此。我常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到现在为止用作导航的地图是什么,二是什么样的发现之旅在挑战这张地图,这是解决很多实际问题的重要一步。我认为,因为新的技术或新的商业环境、贸易环境的出现,我们应该及时改变过去的看法。至于重新设计政治地图,我其实觉得很简单。在某些意义上,我们只是不用这些地图术语来思考。但是,当开始有了一些地图,我们可以快速识别,至少在西方政治地图是这样,如左翼、右翼、开放、封闭,这是我们把每个人都放在那个地图上的结果。

  戈尔丁:我认为,改变我们头脑中地图的过程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当我1982年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宾馆,没有大楼,街上都是自行车,偶尔有几辆黑色汽车。所以说,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不只是地理地图发生了变化,很多东西都变化了,而人们适应得很快。人们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应对变化。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拒绝变化的地方不是发展快的地方,它们不是纽约、旧金山、伦敦,而是农村地区、英格兰北部地区、美国中部地区这些变化不大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没有变化,于是,他们投票支持英国脱欧、支持特朗普上台。所以,我认为我们人类能适应非常快速的变化,问题是有人并没有从中受益,保守、拒绝变化的人们被落在后面,他们没有变化,实际上也无法改变。因为世界远没有变平,相反,世界变得多山。所谓移民问题不只是国家间的移民问题,国家内的流动人口也是一样,在有活力的城市,失业率很低,困在过去的农村地区则有很高的失业率。所以,如果你给人们不变的地图,他们可以转换,但是,环境决定了他们能否转换地图。我们意识到人们可以多么快速地改变态度,如同性恋婚姻,我原来并不认为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现在大约有30多个国家合法化了。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在中国,狗从低廉的食物变成了高昂的宠物,这是很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所以,改变我们的头脑地图,可以十分迅速、容易,决定性的是环境。今天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在10年前可能是不可接受的。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领域,所以我很乐观,因为信息技术,我们了解了更多,我们分享了更多,所以我们可以改变。

  财新记者:众所周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状况和利益。我们应如何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问题?

  戈尔丁:我认为,承认所有国家是不同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需要尊重这种多样性。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有的国家试图推行同一种发展模式、同一种经济制度,并把自己的政治模式强加于其他模式之上,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需要尊重不同,同样我们也要有价值判断,宇宙中,每个人都有权利,有机会选择。国家间的不同常常会产生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很多历史是想像的,我们今天的国家观念其实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在非洲的很多国家是过去几十年出现的,还在变化之中,新的国家在不断产生。所以,当人们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需要小心。所以,在尊重国家自决的权利的同时,这种自决权也在变化,而我们有责任帮助一些国家而不是损害它们。我们让国家决定自己的未来,但如果它们的政府正在屠杀人民?我们应该说不。所以说,我们也会有集体采取行动的问题。美国不同意加入气候变化公约,其他国家如果也像美国一样自行其是呢?我的观点是,如果人们不遵守全球性的条约,我们有权力制裁、惩罚他们。在我的祖国南非,存在过一种很坏的制度——种族隔离,当时各国应该制裁南非、抵制南非,不应该跟南非有贸易往来。这样,南非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政策而更快发生改变。所以,这种在尊重自决和帮助改善之间的平衡需要做出判断,而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为所欲为。

  柯塔纳:考虑到政策协调,全世界200个国家,如何让他们达成一致,你需要确定谁是这个问题上的重要角色,无论是财政系统、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人类基因改造,可能有一个较小的国家、机构或组织的集体,如果它们能够聚在一起,并为我们共同制定一套好的规则,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站在一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比较容易,但至少简化了一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快地达成良好的规则是重要的一步。

  中国的时代角色与人工智能的未来

  财新记者:中国在这个时代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戈尔丁:为了使21世纪成为最好的世纪,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国家,它在过去35年取得的进步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做到过。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中国首先需要做的是继续做正在做的事——应对诸多挑战,确保持续平衡增长。如果中国出现任何危机,无论贫困危机、金融危机还是环境危机,对于世界都会是十分负面的,因为全球彼此的联系更紧密了,如果中国感冒了,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发烧。其次,很难想像任何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没有中国的参与。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如果中国不作为重要一分子参与其中,这一问题很难得到解决。金融、健康(流行病防控)、网络安全等其他领域也一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也将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柯塔纳:中国可能面临三个基本的挑战:如何从片面GDP增长转到多维度繁荣?如何分配财富和福祉,以使更多人提升生活水平?如何建立新的联系,以解决属于旧时代的挑战?在文化和安全方面,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关系,农民感到被遗忘,感到不受欢迎。在城市环境中也有这样一种真正的紧张关系,既有正在快速发展的一部分,也有那些被遗忘的人。在国际关系方面,令中国头痛的将是成为国际竞争的中心,全球政治地图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要求互惠互利,希望能够重新谈判,我也知道,中国政府也在调整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正在迅速变成涓涓细流,变得越来越难。原来中国加入全球贸易,这对美国来说是有意义的,现在似乎没有那么有吸引力,而中国能够做到的很多事情,也依赖于欧盟和美国国内政治局势。

  财新记者:AI技术未来对我们有何影响?

  戈尔丁: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一是AI在健康方面的全方位应用,健康诊断、个人订制医药等,这可以极大地促进我们的健康;另外,AI对于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有显著影响。我们研究发现,未来20年,美国有高达47%的工作会受到AI的影响,中国人的工作会有更高的比率被替代,因为AI和机器智能会代替人做那些常规性、机械性工作。虽然在未来20年里你可能不会把孩子交给机器或机器人,但你会把制造智能手机的工作以及其他活动交给机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AI对于中国的冲击,也会与另外两股巨大的力量相互贯穿,技术在迅速发展,同时人口越来越少。中国的劳动力在收缩,而AI能解决很多由劳动力不足产生的问题。这三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是关键问题,我们接下来几年会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这还只是未来20年面临的问题,20年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那时候的事现在很难想像,我们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对于人类的唯一性非常乐观,但是工作问题将会日益成为大问题,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新工作是什么。AI会创造新工作吗?因为所有过去的技术革命都创造了新的工作,但是有多少,质量如何,会不会影响人们剩下的职业生涯和养老金……这些都是困扰经济的问题,如果机器取代了人类的工作,而机器不购物、不吃饭、不穿衣服,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经济、社会,我们不知道。最后,选择会是政治性的,一些国家可能会禁止这些技术,不同国家对于克隆、基因改造等技术会有不同的态度,它们有权利选择,但正像奥斯曼帝国禁止印刷术一样,这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所以,在全社会进行一场关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选择的讨论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也越来越紧迫。

  柯塔纳:我认为,质疑人工智能这个词是有用的,因为它混淆了很多现在的辩论,也可能混淆很多未来的辩论。现在所说的人工智能可能更多地是辅助智能,它只是一个增强或协助我们的智能的强大工具,我们可能现在应该花更多时间来谈论辅助智能的影响。当我们更多地关注辅助智力时,我们更多的是更加直观地认识到,这实际上将提升我们的劳动或提升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看待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思考的还不够。大多数流行媒体的头条新闻都是“被偷走的工作”,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财新记者田佳玮对此文亦有贡献

  (《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2017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杨哲宇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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