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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而温暖的思考者——回忆荣敬本先生

2018年02月07日 10:3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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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常说,民族进步过程有时候可能相当漫长,既需要英雄人物的作为,也需要小人物的努力;作为平凡的个体,我们既不能懈怠也不要着急,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资料图:荣敬本

  文丨赖海榕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1996年,我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硕士毕业到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工作,荣敬本先生是三主编之一,其他两位主编吴敬琏老师和赵人伟老师分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经济所工作,因此,杂志日常工作由荣老师负责。我在他的领导下开展研究和编辑工作6年,他于2002年离休以后,我仍经常向他请教诸多问题,保持着较密切的来往。

  荣老师是个冷峻的阅读和思考者。记得那几年推开他办公室的门,里面常常烟雾弥漫,他身材不高,或后倾靠在椅背上沉思或前倾身子看书,有时甚至几乎只能看到他的剪影,可以想见他是怎样猛烈地吸烟。他的办公室满是书籍文件,杂乱地堆放着,不常关照的并非角落的地方,有时也有厚的灰尘,他从不在意,只专注自己的阅读和思考。走在路上,他也在思考问题,并不太关注来往的行人。他讲话不多,可是一开口,就很吸引人。记得那时侯所里开全体人员会议,大家无非讲些感谢祝福的话,还有许多正确但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荣老师不是这样。他开头几句跟大家差不多,但立刻就转移到对当时国内外时事或学界热点事件的点评,短则三五分钟,长也不超过十分钟,言简意赅、入木三分,绝不人云亦云,但也不是慷慨激昂,而是波澜不惊的语言里有独到的观点,力道强劲,余音绕梁。听他发言,有时候不免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眼球里白多黑少”,有时候又想到《论语》里的句子,“君子思不出其位”,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组合。有两三年时间,我调到另一个处,与荣老师不再朝夕相处,竟然盼望开全所会,想听听他会说些什么。

  荣老师在研究上非常注重实地调查,我入职不久,他就带领杂志社的同仁到山东德州棉纺厂调研,厂领导介绍了本厂的情况、就近一家与其竞争的民营棉纺厂的情况、他们在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时碰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及当时南亚诸国棉纺织业发展对我国造成的压力等,使我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机制优劣、历史负担轻重,以及决策执行体制存在的一些盲点有了鲜活的认识,调研中还得到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文献阅读中平面的知识马上立体起来。后来,荣老师还带领我们到北京昌平、河南新密、深圳大亚湾、他的家乡江苏无锡调研,找当地的官员、企业家、村民座谈,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的研究工作受此影响很大,我后来就自己主持的课题到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江苏、广东、海南等地去调研,深深得益于荣老师在我入门时给予的示范教导。

  我的研究领域的确定也得益于荣老师的引导。我本科和硕士学习经济学,在校期间,感觉到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很重要,阅读的书籍中,政治学领域著作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还没有下定转向政治学研究的决心。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工作后,恰逢荣老师的研究兴趣逐渐从比较经济学转向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研究,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县乡两级体制改革的大课题,迅速进入对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研究。他给予我很多鼓励,常常让我就一些问题谈谈看法,并就我的观点提出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对话,我阅读了比较多的政治学著作,开始写一些政治学领域的文章。但是,政治学领域的范围很广,问题很多,从哪个角度切入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参加了荣老师主持的课题,我就自然而然选了一个其中更小一点的角度,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开始研究乡村治理。2003年,我到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脱产学习一年后回国,边工作、边调研、边写论文,2008年完成答辩,次年拿到学位,整个过程基本平顺,如果没有前面的积累,那是很难想像的。

  荣老师大力栽培青年人才,他调动自己的学术联系,并从所主持的课题中拨出经费,送我们课题组的成员于1999年秋到哈佛大学访问学习半年。这半年的学习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包括使我有了对美国更客观的认识,并在研究叙事方法上受到启发。

  荣老师是冷峻的阅读和思考者,也是温暖的关怀者。荣老师是平易近人的,他是长者,是资深学者,在学界有一定的地位,在行政上有一定的级别,但他绝不对我居高临下。我自小在长幼有序的氛围中成长,在长者尊者面前不免谨小慎微,但是跟他交流对话,却不感到有什么拘束,从来都是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少有顾忌。荣老师对我有点见解的评论,总是大加赞赏,对我引喻失义的言论,也是以商量的口气跟我讨论,提醒我在其他场合可能要深入思考相关问题后再发议论。

  1999年夏天,我在亲友同事们没有得到我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结婚了。一天中午,荣老师召集杂志社的同仁,在西斜街口东北角的新阿静酒楼二楼摆了一桌,为我和妻庆贺。我和妻都是孤身在外北漂奋斗,举目无亲,荣老师和诸位年长同事是我们仅可依赖的长辈。这桌酒宴,是长辈对我们的祝福。虽已过去近20年,但当年酒楼深蓝色基调的装修、妻穿着淡紫色的衣服从丰台风尘仆仆赶过来的情景、座中各位长辈喜悦的交谈仍历历在目啊!

  荣老师是求知不止的学者,他在大学期间学习俄语,后来因工作需要学习德语,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到美国访学,再学习英语。他对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特别是其中蕴涵的思想总有进一步的追问,这种追问不断推动他前进。他早年参与《资本论》的译校,得到思想的启发,进而与当时的现实对照,感到有明显的对立,进而转向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接待布鲁斯、奥塔·锡克、科尔奈等东欧经济学家,很快就投入到对这些学者著作的阅读和思想的研究中,进而一头扎进比较经济研究,再进而争取编译局领导的支持,创办《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系统引介比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理论。

  我认识荣老师的时候,他的研究兴趣在转向,他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我记得他仔细研读青木昌彦先生比较制度分析的思想,十分赞赏。他有段时间对复杂理论很感兴趣,潜心研究。他对近代政党的诞生和发展有浓厚的兴趣,鼓励我们认真研究并收集资料。我在2009年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调到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工作,后来任部主任暨图书馆馆长,他不时问我有没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书,有时从网络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总会在见面或电话交谈中主动提起,给我鼓励,提出意见建议,我很诧异他的阅读视野和关注广度。见面或电话交谈时,他常常问我最近在读些什么,并跟我交流他的阅读心得。2017年初,他向我要了几本苏格兰思想家的书籍。2017年夏,也就是荣老师仙逝前半年左右,他还要我找几本犹太人历史的书给他。

  家国情怀是荣老师精神生活的原乡,是荣老师阅读和思索的根本动力。我常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他心忧天下、回看历史、观照未来。他既是热切的,也是耐心的。他时常跟我说,小到个人的成长、大到民族的进步,都有一个过程。民族进步过程有时候可能相当漫长,既需要英雄人物的作为,也需要小人物的努力;作为平凡的个体,我们既不能懈怠也不要着急,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的话常给我力量,帮我驱散心头的焦躁与疏懒,使我能够坚定安静地迈步前行。

  转载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杨哲宇 | 版面编辑:吴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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