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晖
2021年8月1日,在海外华人人文学界声誉极高的余英时先生,在睡眠中安详逝世。逝前一日,他还与几位老朋友通了电话。逝世后,根据前已立下的遗嘱,后事极为低调,直到家人奉先生生前已立下的遗嘱,安葬在普林斯顿父母近旁。学界友人于8月5日才惊闻噩耗,以致几日前还与他隔洋交谈如常的友人都如闻霹雳,难以置信。但是,如此低调的后事与高调的怀念同样感人,就这一两天,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不少怀念文章。
与这些文章的作者相比,我与余先生交往其实很少。1999年“五四”八十周年时,余先生领衔出过一本八人论文集《五四新论: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八篇文章中余先生大作点睛于前,拙文则叨陪末座,算是以文会师。2003-2004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也曾两次到余先生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里拜访。那所美国典型的郊野宅院四周林木葱郁,不时有鹿出没,据说有时还有熊。那次,余先生谈了他对“五四”的看法的前后演变,给我的感觉是考证深入而不拘饾饤,罕言理论而思辨精良,不追时髦而新见迭出,尊重传统而力辟陈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