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国家赔偿应该不要去管是哪个行政机关给公民、法人造成了损失，只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了错，就要赔。我们应该参照国外的通行做法，由司法部或者财政部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受害人统一实施赔偿
据山西晚报报道，1990年，山西省榆次市造纸厂资不抵债，关门停产。1996年7月，榆次市人民法院裁定该厂留守处破产一案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同年9月，法院同意产权交易所对该厂留守处的整体产权公开拍卖，榆次汇隆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公司)以1083万元购得留守处资产，并答应全员接收企业职工。
2001年，全体股东再次召开股东大会，经营副厂长张春江被选为带头人。张春江交纳50万元，重新注册了注册资本金，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企业蒸蒸日上。“到2002年，我们的企业资产已近4000万元”，据张春江介绍，“如果再加上厂区100余亩土地的资产，我们已经是个拥有6000万资产的企业”。
然而，到了2002年9月，晋中市榆次区(原榆次市)经贸局给汇隆公司下发了一份“33号文件”，题为《关于收回原榆次造纸厂破产资产的通知》，突然要收回企业。随后，在400余股东的激烈反对下，榆次区政府强有力地完成了一系列拍卖工作，让这个本已是股份制公司的私企，彻底“改朝换代”，完成了经贸局要求的“二次改制”。2002年10月31日，安某以800万元底价购得汇隆公司。
为夺回企业，2002年年底，被拍卖企业的前任法定代表人张春江将榆次区经贸局、榆次区政府及收购企业的安某告上法庭。经过两级法院四次审理，2006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33号文件”违法；榆次区政府拍卖汇隆公司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其行政赔偿张春江365万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判决下达后，榆次区政府不断地以没钱为由拒不赔偿，张春江交了近4万元执行费后，申请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然而，9个月过去了,张春江至今仍未能从榆次区政府要回一分钱。
《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实施。截至2004年11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赔偿案件7823件，决定赔偿3167件，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截至2005年11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国家赔偿案件21648件，审结20394件，其中决定赔偿6968件，不到总数的1/3。出于各种原因，部分赔偿义务机关拒不执行人民法院赔偿判决书，这一现象十分普遍，个别的地区甚至高达90%。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指出，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完全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情况下，却没有强制执行，导致张春江至今仍无法拿到赔偿金，完全是法院的软弱所致。
他解释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5条，对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榆次区政府拒绝履行，法院可采取以下措施：1）对应当给付的365万余元赔偿金，通知银行从榆次区政府的账户内划拨；2）若榆次区政府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从期满之日起，对其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3）向榆次区政府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可以视情况给执行义务人以记过、记大过等行政处分；4）若拒不履行判决，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另外，姜教授还提出，如果榆次区政府的账户确实没有余钱，法院可以对政府财产进行查封、登记拍卖。当然，进行查封、登记拍卖的政府财产必须是与政府执行公务无直接关系的财产，譬如政府招待所、培训部、某些土地的使用权等。
针对我国普遍存在的“政府该赔不赔”的现象，姜教授认为，首先应该澄清国家赔偿的性质是一种救济手段，而不是监督手段。由于我国的赔偿体制是先确认违法，然后再予以赔偿，因此，很多行政机关认为，“我赔钱就等于承认我违法，我赔钱就会影响我的政绩。”针对行政机关的这种顾虑，姜明安教授认为，国家赔偿应该不要去管是哪个行政机关给公民、法人造成了损失，只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了错，就要赔。
姜明安教授说，国家赔偿法，顾名思义，应该是国家对受害人作出赔偿，但现在的情况是，哪个行政机关犯了错，就由哪个行政机关自己赔钱，“国家赔偿”成了“机关赔偿”。我们应该参照国外的通行做法，由司法部或者财政部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受害人统一赔偿。
谈到“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问题，姜明安教授表示，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应该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不仅造成程序复杂，而且由于检察机关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害人难以取得赔偿。因此，他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改为可以公诉，也可以自诉；或者在检察机关不愿提起公诉的情况下，允许受害人自诉。■
杂志实习记者胡倩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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