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现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曾任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巴克莱资本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香港金融管理局经济研究处和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
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显著增加,应该如何理解?2021年会不会出现超出以往的通胀?美联储是否会因此收紧货币?中长期来看对宏观政策框架有什么含义?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符合实际商业周期理论阐述的机制,供给波动是衰退和复苏的驱动力,随着有效疫苗落地,2021年全球经济将迎来强劲反弹。疫情期间的货币放松维持了资金的有序循环,营造了类似“中性”的货币环境,但疫情后货币的“非中性”将通过传统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体现出来
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治理、国内治理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善生活、提高效率,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是也带来很多挑战
2021年上半年海外疫苗的产量基本被高收入国家预订。由于获取疫苗时间靠后,中低收入国家实质全面开启大规模疫苗接种将落后高收入国家2个季度左右
对照《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草案,有几个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确写入立法目的;明确央行“制定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的职责定位,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等等
展望明年,疫情造成的外生冲击有望逐步消退,供给创造需求下的乘数效应可能会将经济重新推回内生的周期波动轨道,债务、通胀等因素将再次成为引发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意味着明年的资产配置策略也会有些变化
在疫情没有得到根本有效控制或者消退之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限,甚至可能是有利的。但疫情消退后,现在的汇率升值不利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利
数字金融能否促进普惠金融?如何看垄断和竞争?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否促进金融的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是会降低顺周期性,还是改变了驱动顺周期性的机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通过促消费来扩大内需,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并行不悖的,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重视“双循环相互促进”
预计处于历史高位的美元,正处于由强转弱的拐点,即将开启新一轮长期走弱趋势
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和一般的经济周期的复苏不一样,最理想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
应对疫情需要的纾困政策重点应是帮助受冲击的民众和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大规模企业破产和长久失业。疫情是需求和供给双冲击,也超越经济层面,宏观政策不应是传统的需求刺激导向,大规模基建不可取,指望房地产拉动需求更不应该。政策应对需要人文经济的视角
应对疫情的两个关键词应该是民生导向、阶段性,不应该加大宏观经济的中长期不平衡,尤其应该避免对需求端的大规模刺激,避免以刺激房地产为手段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非典”,但疫情不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影响
如何在维护市场经济基本机制的前提下,管理和应对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是全球范围内宏观政策面临的挑战
处在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的早期,有两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一是怎样减少金融的顺周期性,避免信用过度收缩但又不能开启新一轮加杠杆;二是如何处置风险事件
是否应该保增长取决于怎么保增长,在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经很高、房地产仍在高位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靠大规模信贷扩张的模式,那是饮鸩止渴
前瞻未来10年,总体来讲难以乐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而大家的理解和认识还很不够?可能是数字经济
财政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吸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和金融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的加强,在短期内加大了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压力,导致利率下行,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必然是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