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的美国各界人士相当广泛，上中下、左中右都有，也是难得的机遇

没有1972年对美关系的解冻，1978年以后的开放阻力就要大得多，我后半生的命运转折由此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脚踏实地体验国情，与我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以前只能算是空中楼阁，当时虽然没有对“何以至此”有所反思，但是这一经历是日后觉醒回归常识的基础

在这汹涌澎湃的潮流中，我个人的小舟何去何从，要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的惶恐又盘踞心头

我们自幼读书就被灌输“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观念，我觉得这种心情可能与精英教育有关，把自己放在历史大潮中评价。一般老百姓谁整天想着自己站在历史哪一边？

1954年到1964年整整十年间我参加“和运”会议的工作，接触到大批国内名流，也目睹“统一战线”的盛衰

支援亚、非、拉的反帝斗争，后来发展为把“农村包围城市”运用于世界革命——亚非拉第三世界相当于农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当于城市

1956年4月，我忽然接命令直接到维也纳书记处长驻，这次调动对我的命运有意想不到的决定意义

我第一次出国，连续参加了两次会议，到了好几个地方，不但领略异国风光，还与这么多名人近距离相处，这一切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都十分新鲜

我在外文上遇到这么多高手无保留的指点，无形中大受教益。我只有本科学历，那几年等于上了研究生，完成从书本到实用的过程，是很幸运的。应该说，我学习也很虚心，很用心，不大重复同样的错误，所以，他们大概也认为我孺子可教，都很愿意给予点拨

从那时起，我不知不觉间就上交了思考权，而且思考能力也真的逐步丧失了，不过这是很后来才意识到的

1947年我高中毕业，面临高考，我一共考过四家大学共五次（其中清华两次），也算一段有趣的经历

天津耀华学校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前后十年中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当时在是非善恶标准中，共同的底线是不能做“汉奸”——就是任伪职。这点在我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现在对汪精卫、周作人之附逆有些翻案之论，我是不能接受的

自强、爱国、理性、诚、信、蔑视权贵、崇尚学问，厌恶纨绔子弟等等，都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性格

令人深深遗憾的是，他的所学、所长，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大历史背景如此，中华民族失去的无形财富，又何止他一个人？

母亲对我养与教兼施，慈与严并行，影响最大。同时她的一生，也是新旧时代交替中中国妇女命运的一种典型

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忧思

我常想，她若是“只专不红”也许会好些，最多在某个“拔白旗”运动中受批判，但是作为自然科学而且是尖端科学的人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国际交流中开拓眼界，更可以大有作为。国内外不少科学家不通人情世故，不事家人生产，也不鲜见。在当今的社会，她未尝不可以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有成就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