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回望所来路,这是一段漫长的祛魅启蒙的过程,有顿悟,也有苦苦探索、“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体验
在大洋彼岸见到隔绝几十年的故人,欣喜之余,又生出感慨
我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是半路出家,每一部著作都是艰苦学习和思考的过程。这一切开始得太晚,每一部著作完成后总留下许多未尽之思,希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我们所做的是一种新的“开放”中国的努力,建设一个新型研究所和一个“美国研究”的学术新领域
我常常感到,一些完全没有接触实际工作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议论有些隔靴搔痒,从理论到理论,说很多貌似深刻的话,实际上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或者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现在回头来看,自己的心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狭隘性。对洋人的态度十分敏感,处处要“杀杀他的气焰”。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处境是很可怜的,刚刚从一场不堪回首的浩劫中走出来,离思想解放还远得很
我因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的美国各界人士相当广泛,上中下、左中右都有,也是难得的机遇
没有1972年对美关系的解冻,1978年以后的开放阻力就要大得多,我后半生的命运转折由此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脚踏实地体验国情,与我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以前只能算是空中楼阁,当时虽然没有对“何以至此”有所反思,但是这一经历是日后觉醒回归常识的基础
在这汹涌澎湃的潮流中,我个人的小舟何去何从,要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的惶恐又盘踞心头
我们自幼读书就被灌输“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的观念,我觉得这种心情可能与精英教育有关,把自己放在历史大潮中评价。一般老百姓谁整天想着自己站在历史哪一边?
1954年到1964年整整十年间我参加“和运”会议的工作,接触到大批国内名流,也目睹“统一战线”的盛衰
支援亚、非、拉的反帝斗争,后来发展为把“农村包围城市”运用于世界革命——亚非拉第三世界相当于农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当于城市
1956年4月,我忽然接命令直接到维也纳书记处长驻,这次调动对我的命运有意想不到的决定意义
我第一次出国,连续参加了两次会议,到了好几个地方,不但领略异国风光,还与这么多名人近距离相处,这一切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都十分新鲜
我在外文上遇到这么多高手无保留的指点,无形中大受教益。我只有本科学历,那几年等于上了研究生,完成从书本到实用的过程,是很幸运的。应该说,我学习也很虚心,很用心,不大重复同样的错误,所以,他们大概也认为我孺子可教,都很愿意给予点拨
从那时起,我不知不觉间就上交了思考权,而且思考能力也真的逐步丧失了,不过这是很后来才意识到的
1947年我高中毕业,面临高考,我一共考过四家大学共五次(其中清华两次),也算一段有趣的经历
天津耀华学校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前后十年中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当时在是非善恶标准中,共同的底线是不能做“汉奸”——就是任伪职。这点在我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现在对汪精卫、周作人之附逆有些翻案之论,我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