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资中筠)在匮乏中初为人母
1959年自维也纳回国,去国三年回到北京,又逢十周年国庆,感觉特别美好。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就尝到“饥来驱我去”的滋味了。
在个人生活方面,一件大事是做母亲,生了一个女儿。另一件大事是生病。物资匮乏、营养不良、工作紧张,入不敷出,到1964年终于身体彻底垮台,全休两年,接上了“文革”。所以我回国后实际上只工作到1964年。
最初的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体验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和乐民与张雪玲、刘小石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没有带够钱。刘小石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也是很难问津的。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我的饥饿感也日益强烈,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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