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自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始，为现实世界寻找抽象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就习惯于“土地”、“劳动”、“资本”这样的三要素划分。中国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各种要素所具有的不同的制度性质，以及不同制度性质之间的关系。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大范围社会变迁的结果，土地所有制从私人的转变为公共的，并且，在最近30年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陷入不得不相应地作出实质性变革却又缺乏这一变革的合法性依据的困境。与此相对，劳动所有制正从类似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人身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被落实的程度却与之成反比。最后，作为第三类要素的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最少受到上述制度困境的束缚。
    就土地而言，上述的困境及其出路，是中国经济学家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应当回答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当然要借鉴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理论——它们多数源自西方思想传统，但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感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意识。
    在始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传统内，“资源”特指一切能够满足可欲的目的的手段，并且，经济学特指关于在无限目的之间最佳配置有限手段的科学。既然如此，“手段”的最佳配置就不涉及诸如手段与道德之间关系这类问题。为表明这一学术立场，经济学家称手段在目的之间的最佳配置问题为“效率”问题。经济学“理性”，特指资源配置效率——所谓“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即便在只有一个人的世界里，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也只是生存问题的一个侧面。人的生存问题的另一侧面，是所谓“意义”问题。晚近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当涉及意义问题时，人类的情感中枢有强烈活动。当仅仅涉及效率问题时，这些情感区域不被激活。换句话说，没有人仅仅为着效率而生活。当然，也很少有人仅为有意义的生活而完全忽略效率。每一个人的意义世界，可由许多“价值”来描述。这些价值又可按其重要性被排列为价值体系。符合这一价值排序的行为，被认为是符合价值理性的，虽然它们未必符合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往往是有冲突的，从而人的行为往往不能既符合工具理性又符合价值理性。但人的行为，在试图超越动物行为的冲动的驱使下，总在寻求这两种理性之间的折衷方案。寻求折衷，这是人类的生存特征。惟其如此，人类才成为“政治动物”。合理的资源配置，是兼顾效率与意义的配置，从而也就是政治基础上达成的关于资源配置的共识。
    在多人世界里，任何既顾及效率又顾及意义的行为，都可能是政治行为——即涉及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行为。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的情感相关。真、善、美，三者都激发我们的情感。其中，善直接与他人情感相关。美的情感最具私人性质，但仍受到个人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的深远影响。求真，也可作为一种情感——“求真”的欲望或由欣赏真理而发生的愉悦，以及真理本身，在20世纪思想传统内被认为是“自由对话”的结果，从而也与他人情感相关。
    综上所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就“土地”而言兼顾效率与意义的资源配置。土地资源包括地表资源与地内资源。地表资源又包括水、土、森林、生物群落，以及与土地有关的未来可能成为满足人类可欲目的的一切手段；地内资源包括煤、金属矿产、矿物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地下蕴含的未来可能成为满足人类可欲目的的一切手段。
    这里反复出现的“可欲的”一词十分重要，它意味着既有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状况只允许极少部分的潜在资源成为经济资源，并且意味着“目的”的集合依赖于人类既有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状况。
    给定经济资源的已知总量，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存在拉姆齐（Ramsey）最优配置的资源利用过程，而使一个人的效用在无限的时间维度内的累积贴现值达到最大。在多人世界里，通过家族效用函数，既有人口的效用部分地代表了未来人口的效用。而技术进步可以被转换为知识结构的演化过程，因此已知资源总量和效用函数都随知识结构与道德状况的演化而改变。在这样的转换中，狭义而言，资源消耗的最佳速率与贴现率和人口增长率密切相关；广义而言，资源消耗的速率还依赖于知识结构与道德状况的演化路径。
    在现实世界里，上述的资源最优利用的过程必须通过特定社会与文化传统内的特定政治经济制度才可实现。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内，同一人口可以有不同的效用函数表达形式和不同的知识演化路径，于是意味着不同的贴现率和人口增长率，从而有不同的资源消耗最佳速率。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当土地资源被垄断时，与自由竞争相比，垄断者更可能以较低速率消耗资源。作为对这一看法的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及开采行为提供了现实的例子。如果其他因素不变，我们看到，在国有土地制度内，土地资源的消耗也似乎比私有土地制度下要缓慢得多。
    另一方面，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十分不同的人口规律，后者将对土地资源的最优利用过程发生显著影响。例如，我们知道，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倾向于鼓励人口生育行为，从而这可能激励劳动存量增长过快，导致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又例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内，劳动存量的增长或许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内缓慢得多，因而诱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资本密集型的经济通常导致更大的资源消耗，故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可以发生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
    更具体而言，针对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假如土地资源可以转化为“地区所有”——即由每一地区享有土地的“俱乐部产权”；假如地区土地的俱乐部产权的政治前提是人口在各地区（俱乐部）之间自由流动，即公民拥有自由加入和退出各地区俱乐部的权利——这一权利还意味着每一新移民必须由该地区（俱乐部）的全体成员以某种公共选择方式（包括代议制）认可，被接纳为俱乐部成员。那么，已有的经济学研究表明，这些俱乐部将逐渐形成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富人倾向于加入富人俱乐部，穷人倾向于加入穷人俱乐部。与穷人俱乐部土地资源相比，由富人俱乐部占有的土地资源可能有更高的消耗速率。然后，假如富人俱乐部被允许从穷人俱乐部购买更多的土地，则全社会的土地资源将有更高的消耗速率。
    另一方面，如果上述的土地俱乐部的数量足够多，例如，以县为俱乐部的基本单元（所谓“县级自治”），那么它们之间将形成充分的竞争，即公民“用脚投票”的过程。如果公民普遍地具有关于正义的价值偏好，很可能竞争将降低各俱乐部内的政治腐败程度。通常，更低的腐败程度意味着更合理的土地资源配置。
    应指出的是，目前仍存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一种使劳动难以自由流动的土地所有制，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它不是一种均衡的制度。它要么将演化为土地的私有制，要么将演化为土地的国有制。
　　基于这样的简单分析，我们推测，“县级自治”及上述的“用脚投票”过程，或许比土地国有制和土地私有制更可能导致中国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