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大会报告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在笔者看来，这是执政党对于前一段社会上流行的“改革失败论”、“改革过头论”所做出的正面回应。
    诚如胡锦涛所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影响；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日益巩固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既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这是因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七大报告），在这个阶段中，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靠改革开放来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源于落后的制度，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打破陈旧制度的束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以及新的物质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改革开放因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刻都不能停顿，改革已经并将在很长时间内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常态。
    继续改革改什么？
    农业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意义，让亿万农民获得个人土地所有权，不仅将要素的配置从政府转到市场，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农户的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农民将从土地增值中得到更多的收益，将在市场的引导下进行生产组织的创新，并在市场的引导下融入城镇经济，一劳永逸地消除经济发展方面的城乡差别。
    土地制度的改革还将缓解城市土地供应的短缺，有助于降低城镇房价，改进民生。土地供应市场化对于抑制腐败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地方政府因土地收入下降而发生的财政困难，则应通过一揽子的财政改革予以解决。
    金融改革与开放。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核销坏账，充实资本金，进行股份制改造，重组之后在海外和国内交易所上市，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上市仅为银行改革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半行政半商业的构架下，银行的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距市场化的要求还相差较远，机制方面的问题使银行的业务能力和产品创新都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银行能否有效地控制风险仍是问号，只有在经济周期下行时才能做出准确判断。
    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或许较银行更为紧迫。资本市场的作用原本是为资产定价和分散风险，目前国内市场定价畸形，风险高度集中在政府政策上，其应有功能似乎无一具备，而原因就在于市场已成为单纯的改善民生的工具。实际上，投资者获利的根本之道，乃上市公司盈利的可持续增长，而非股价的节节虚高。由金融学的基本原理可知，建立良好治理机制和监督上市公司提高业绩的必要前提是市场的准确定价。在一个准赌场的环境中，不可能出现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资本市场的本质是经济性的、商业性的，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造就优秀企业而设，由高风险和高度专业性决定，它不可能直接服务民生，也不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渠道。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资本市场就永远是政府和股民之间剪不断又理不清的乱麻，而政府若不坚决和彻底地退出市场，抛弃“指数情节”，资本市场的改革就无法启动。
    金融改革的一个近期目标是抑制过剩流动性，降低金融的系统风险。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管制，尽快增加非银行金融产品如股票和债券的供应，同时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私人股本投资基金、私募基金、中小型民间信贷机构，分流储蓄资金。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增发货币的压力，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
    国有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在同等条件下，民营经济有着更高的效率。改革国有经济的必要性还在于社会公平，能源、航运、通讯、金融等由国企主导的行业应对民营资本全面开放，在市场准入、融资手段、政府订单、财政支持和税收等方面一视同仁。改革国有经济也为政府专心和公正地进行法律、制度建设，专心和公正地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
    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制，即股权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股份不可避免地要降低，这就需要澄清一个观点：掌握和经营资产是否构成一个政党执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于1970年代末发起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政府不再管理农业生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并未因此而削弱，恰恰相反，改革政策深入人心，大大加强了农民对党的信任与支持。与农村改革一样，国有经济的改革也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监管改革。监管始终存在着向行政管理和行政管制倒退的倾向，过度监管以扩张部门利益，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不到保障，发展受到制约。
    监管改革首先要回答管什么的问题，管什么要有法理、经济学原理和法律的依据，例如企业发多少股票、消费者买多大的房子都是经济个体的权利，不能限制，也不需要审批。对于一些垄断行业如电信业，与其政府监管还不如拍卖垄断权，以免厂商收买监管者，伤害社会公众的利益。究竟哪个方案更好，要做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法律没有规定的如牛肉拉面的价格，行政部门不能以监管为名随意干预。理清了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后，专业和职业化的、独立的监管机构和监管体系就成为关键。
    司法改革。鉴于笔者的法律知识有限，根据十七大报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认为改革的方向无疑是制度化的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就要求司法与行政分开。
    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正在设计和论证之中，人们欣喜地注意到，在政府和民间的多方努力下，坚持市场化以及政府补贴和提供医疗保险的方案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政府职能的转变。所有这些改革的中心环节都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对此十七大报告有多处论述，例如“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在十七大闭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向全国人民表示，“一定奋力推进改革开放”。相信在新一届班子的领导之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