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港”无绝对

　　今年1月2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文章为“纽伦港”（Nylonkong），阐述了纽约、伦敦和香港成功的经验及面对的挑战。从文章看，香港俨然被定位成与纽约、伦敦同一档次的国际金融中心。
　　回归十年，香港几经风雨——从金融风暴的冲击，到香港被边缘化的担忧（Ａ股泡沫2001年破灭以前），再到之后的SARS肆虐，令香港几度陷入低潮。2003年以后，倚仗内地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融资需求，以及Ａ股市场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而停发新股，香港得以在2007年前一度成为中国惟一的主板市场，并在2006年超越了纽约的融资水平。
　　这是一个巨大成就。但仅以此，香港就能晋升为与纽约、伦敦同一水平的国际金融中心吗？笔者并不这样以为。因为较这两个城市，香港的远景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纽约和伦敦都有一个能独立运作的本国货币，香港的经济基石却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香港没有自己独立的金融政策，其利率水平也受制于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在内地崛起以前，这并非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当时香港经济主要依赖对美国的有形和无形贸易。
　　如今的情形则有所不同。近年来，内地经济高速发展，对香港市场也日渐开放（包括“自由行”、QDII和酝酿中的“港股直通车”），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周期日趋接近。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亦越来越倾向发展内需而减少对外需的倚重，这样将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周期逐步脱离。综合的结果，将是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周期逐步接轨，但金融政策依然同步于美国。同时，中美经济周期却渐行渐远。
　　例如，香港目前正遭受从内地输入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其股市和楼市亦出现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理应采取较为紧缩的金融政策，却因为受制于联系汇率，居然还要跟随美国减息。试想，若相反的情况出现，如美国因通胀等原因需要加息，而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减缓，那么，香港需要承受的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跟随美国加息，正如回到2001年至2003年时的低迷状况。
　　第二，香港政府的税基相对狭窄。香港绝大部分税收来自个人或企业所得税、股票和房产交易印花税、卖地和补地价收入，以及与房产价格有较高关系的差饷。在经济不景气时，这些税收是极为波动的。但在联系汇率制度下，由于要维持市场信心，特区政府往往会被迫在最不适当的时候，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如2002年香港经济非常不景气时，特区政府还提出了加税）以维持财政平衡。前几年时，特区政府曾考虑推出与欧美类似的（购物）销售税来弥补税基狭窄，但该提议因为民意极不支持而在去年胎死腹中。虽然现在特区政府财政状况十分宽裕，但税基狭窄却是香港金融市场的一枚定时炸弹。
　　第三，香港在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上，并不具备绝对的领导地位。甚至从长远看，香港能否继续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仍存疑问。
　　纽约、伦敦在美国、英国的金融中心地位是绝对的，其领导地位渗透于整个银行、保险和资本市场。但在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完全的金融中心，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主要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在国资主导这些企业的情况下，这些公司“迁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二，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融资中心在上海；其三，中国的国际融资中心在香港。
　　在可预见的将来，上述格局很难改变。最重要的改变契机是当人民币实行自由兑换时，港元从与美元挂钩变为与人民币挂钩（或索性香港也使用人民币）。但此举非短期可以实现。即使有朝一日成为可能，届时香港金融业能否在中国保持老大地位，也存在变数。另一种可能是，当人民币自由兑换后，香港于中国的国际融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甚至逐步边缘化。
　　事实上，与上海和北京相比，香港的一个弱点（特别从长期来看）在于，它跟内地的金融制度基本上是不接轨的，它也不能像上海和北京那样依靠内地的资金来发展。从中国长远发展来看，国内融资（相对国际融资）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而香港在这方面能参与的机会并不多。
　　第四，香港在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上也有所欠缺。伦敦和纽约市场所依赖的政治制度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已稳固下来，而香港的政治制度仍处发展阶段，未来走向仍是未知之数。这其中还牵涉到它的政治制度发展如何与内地衔接的问题，上海和北京则无此顾虑。
　　总之，香港在过去几年可谓生逢其时。但世事无常，这种优势能否长期维持，仍存诸多变数。说不定，过不了多少时间，海外传媒所讲的已不是“纽伦港”，而是“纽伦海（上海）”“纽伦京（北京）”甚或“纽伦坡（新加坡）”了。■

　　作者为瑞士信贷中国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