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法律将多数公民置于“不合法”状态，从而执法者有充足理由随意挑选惩戒对象，我们就说这法律是“恶法”，并且还有“恶法非法”之说。
如果立法的初衷是要增进多数公民的长远利益，而立法的结果却损害了多数公民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法，可称为“善意的恶法”。
对于善意的恶法，用得上毛泽东的判断：那些诚恳地为患者治病却总是治死患者的医生，不论他们多么诚恳，毕竟还是恶医而非良医。
如今，我们中国人有了一部这样的法律，它被诚恳的立法者称为“劳动合同法”——为增进劳动者的长远利益而订立，为改善中国经济结构而订立，为保护弱势群体而订立。可是，立法者们似乎从来没有回答甚至头脑最简单的经济学家的询问——这类最简单的询问，恰好成为对这部法律的致命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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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一年，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员。1991年到1995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年3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至今。2000年始，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曾任《财经》杂志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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