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选择

死亡越来越成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中止选择的原因。让我最难忘记的，是我父亲的死——或者，那场致死的抢救。心肌梗塞第三次发作的那天，办理入院手续最便捷的，很遗憾，不是心脏专科医院，而是一家民办急救中心，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忙碌地在父亲身上插满各种管道和仪器探测针头，并且在下午4时做了最后一次“侵犯性”检验。然后，大约在人们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就在我试图翻看那几页宝贵的“诊治纪录”时，一位年轻的女医生走过来，带着训斥的目光，严厉地从我手里拿走了病历。
    心肌梗塞第三次发作的存活率小于5％，这是统计出来的数据。“palliative care”，或者，“临终关怀”，它的词根的意思是“灵柩”（pall）。因而，十几位医学家在1999年《学术医学》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把“临终关怀”定义为“对行将就木的人给予情感方面的照料”，并呼吁将这一专业列入医学院的基本课程安排（Weissman,D.E., et al.,“recommendations for incorporating palliative care education into the acute care hospital setting,”Academic Medicine, vol.74:871～877）。美国心理学联合会200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生命终点的照料》里，把“临终”（end－of－life）定义为“在这段时间里，护理人员对被护理的人在未来六个月内任何时刻的死亡不会表示惊讶” 。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只要不是意外死亡，大约都会有半年的“临终期”。1900年，世界人口平均的期望寿命是26岁，今天，东亚地区的期望寿命高于70岁。1995年在美国死去的70岁以上的老人，80％死在医院或护理中心，其余20％虽然死在家里，却大部分死于孤独。
    1998年美国《内科学年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美国的内科医生平均只花六分钟与患者就“临终”的方式和技术细节进行谈话，而在这六分钟内，大约四分钟是患者在听医生讲话。绝大部分医生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承认任何一位患者是“无法治疗”的，而绝大部分（79岁以上的）老年患者都希望在临终期不接受痛苦太大的治疗（这类治疗在医院里被隐讳地称为“技术治疗”）。要知道，岁数越大，就越容易患癌症、肺心病、肾脏及泌尿系统等在晚期给人带来巨大痛苦的疾病，或者，半身不遂和脑软化这类极度损害老人尊严的疾病。为免除临终的痛苦和丧失尊严，在经济发达的社会里，人们正开始习惯于一种被称为“提前临终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的医学和心理学实践，即患者在神志清醒和健康的时候，亲自对医生嘱托所希望的临终方式及讨论各种技术细节。1996年美国《内科学评论》发表的一篇关于“提前临终指示”调查报告指出，在接受调查的案例中，有91％的患者原本可以但却没有在神志清醒或不痛苦的情况下讨论自己的临终指示。另一篇发表于1993年的论文指出：在各种文化的人群里，只有白种人和亚洲人最经常使用“提前临终指示”方式。
    在1993年出版的《我们怎样死亡——生命的最后一章》里，作者告诉我们：“只有借助于最坦率的关于死亡细节的讨论，我们才可能缓解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感——这一恐惧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来自无知，来自我们对死亡感受的一无所知。”看看这里的这篇报道吧，松堂医院的老人们被小区民众阻挡在楼外，为什么？因为“晦气”，因为对“死亡”一无所知，于是就有了想像和迷信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不知道死亡是不是灵魂另觅居所，我们不清楚是否存在着来生和前生，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轮回转世”的过程是否充满了痛苦，我们甚至不清楚濒死的感受是否真的无法忍受，抑或真的如许多案例披露的那样，充满了宁静的愉悦。
    面对死亡，或许我能够记起的惟一的话，是苏格拉底在同一场合讲过的：“既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活着更好还是去到另一世界更好，那么就让我们分别出发去寻找自己的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