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回合折射全球化迷途

　　虽然离终点只差咫尺，多哈回合日内瓦会议仍像是一次“事先张扬”的失败。
　　7月21日以来，世贸组织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关于挽救多哈“最后努力”的报道见诸世界媒体。表面上看，这次新的部长级会议对于本轮世贸谈判“生死攸关”，世界银行总裁、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甚至表示：这次会谈“要么成功，要么将永远失败”。各国代表也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力挽狂澜于即倒。
　　2001年11月诞生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即命运多舛。七年的谈判历程可谓艰苦，各主要谈判方也显示了相当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然而，一涉及核心利益，特别是农业关税和补贴减让问题，各贸易强国却纠缠于细枝末节，争夺一城一池的得失，缺乏达成协议的使命感和紧迫性。本次日内瓦部长级会议，至少已经是近年来关于多哈的第三次“最后努力”。除了使全球公众对WTO体制再添疲惫和困惑，这种着力渲染，似乎并没有增加与会代表的紧迫感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决心。这既像是一次世界各贸易强国有心无力的集体出秀，也像是关于多边贸易机制又一次“狼来了”的哭喊。
　　的确，本次会议是一次“悲壮的失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的描述）。30多国的贸易部长们在九天极其艰苦的谈判中，就20个议题中的18个达成了协议，但最后出乎意料地在第19个议题上谈判破裂。而这一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的议题，在会议开始之前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相当次要的问题。谈判失败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公然指责中印：“在世界遭遇粮食危机之际，某些国家对于粮食进口关税的要求导致本次谈判的失败，这种做法有违良心”。把责任归结于中印两国对国内农业的过度保护，这也是欧美舆论的主流观点。而中方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目前出现严重困难的关键，是美国在自己利益得到保障后漫天要价”。表面上看，日内瓦谈判的失败缘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欧盟）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关税和补贴减让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然而，多哈受挫的原因仅止于此吗？
　　事实上，本次谈判的失败，反映了世界经济出现拐点后，全球化面临的困局——在天时、地利均不具备的情况下，本次谈判的努力只是证明了在“天命”面前“人事”的局限。虽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事先宣称，本次会议达成协议的成算超过50%，但事实最终证明，达成协议的时机并未成熟，仓促重启近乎于赌博。
　　首先，这是一次逆势强行的谈判。自2001年多哈谈判启动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贸易的不断扩张，给世界经济创造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掩盖了现行全球化机制下的深层次矛盾，比如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储蓄失衡，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后各国汇率和利率政策调整滞后，美元霸权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金融自由化过度膨胀和巨额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等等。自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化的负面因素不断显现，美元贬值和流动性过剩带来石油、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世界范围内通胀恶化。这些矛盾反映到各国政治上，即是保护主义抬头，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怀疑和抵触大大增加。于是，本次日内瓦会议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几乎所有与会代表对谈判进程都不满意，认为所得小于所失。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这块蛋糕不可能做得更大，而每个参与者分到的一块都相当有限，这似乎难以补偿各成员国做出的努力和让步，更无法平息国内公众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广泛质疑。美国参议员鲍克斯评论，“一个坏的协议不如没有协议”，这恐怕是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的普遍心态。在全球化遭受挫折之际，要求自由贸易谈判单兵突进，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
　　其次，这是一次刻舟求剑的谈判。回到多哈谈判的出发点，尽管谈判内容林林总总，涵盖从农产品关税和补贴、工业品市场准入（Non-agriculture Market Access, NAMA）、服务贸易、贸易规则和贸易协助等广泛内容，但究其核心，是发达国家降低农业关税及补贴，以换取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这既符合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理论，也附合七年前的国际贸易形势。然而，这一谈判目标已经落后于实际贸易发展。由于目前高涨的国际粮食价格，美欧农产品的国内国际价差大大缩小，实际补贴“缩水”，美国代表团做出将农业补贴上限从此前的48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貌似慷慨，但考虑到其去年的补贴水平只有区区70亿美元，这种让步对美国实际上毫发无伤。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粮食危机蔓延、比较优势削弱，它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满足国内供给。今年以来，像印度、越南这样的传统稻米生产国大幅提高出口关税，以降低稻米出口，稳定国内价格，这些情况均为七年前所始料不及。再比如，中印视为生命线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要求在进口猛增的紧急情况下，该国政府有权大幅提高农业关税，以保障国内生产、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在七年前，这一特保条款似乎无足轻重，但在目前食品通胀高企的背景下，立足于国内自足的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印两国至关重要的谈判底线。时移景异，但多哈谈判的蓝本并没有做相应调整，这好比以七年前的“旧船票”，如何能踏上今天自由贸易谈判的“客船”？
　　第三，这是一次名实难副的谈判。多哈回合号称“发展回合”，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根据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迈克尔·摩尔的表述，之所以将这一回合命名为“发展回合”，是因为在1999年西雅图会议失败后，世贸组织急需合法性以重启谈判；而其实质，并没有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穷国的利益作为谈判的重点。在七年以来的谈判历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长，特别是中印两国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版图。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自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谈判地位，以及制订规则的权力。但是一旦中印在贸易谈判中开始说“不”，美欧等传统贸易强国则非常难以接受。诚然，多哈谈判的成功有助于降低世界粮食价格，帮助世界各国度过粮食危机。但“苏珊•施瓦布们”的出发点并不高尚，在贸易谈判中每一分一厘都是利益，在道义至高点上的指责不过是一种伪善。换一种方式思考，中印两国的农业人口相加超过十亿，而美国的农民总数不超过300万，从发展的角度衡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再比如，根据美国卡耐基基金会2006年的一项研究，在多哈谈判的现行框架下，无论最终协议是否达成，条款如何，其基本结果都是一个“赢赢输”的格局，即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受益，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成为最大的输家。这表明，自由贸易并不是公平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并不是帕累托改进，而赢家必须给输家以某种补偿，这种机制才可能得以持续发展。但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保护的只是主要贸易强国国内的弱势群体，而真正需要公平利益分配和发展机遇的最不发达国家，却被完全边缘化。这样的全球化，又缘何不在发展中国家中遭受批评和抗议呢？
　　简言之，多哈的失败是全球化的困境之下，多边贸易体制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本回合的谈判处于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对于理想主义者，它并不理想；对于现实主义者，它也不现实。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看到多哈回合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锁定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已经取得的进步，巩固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而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也要比倒退好得多。对于世贸组织来讲，尽管它的发展仍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但相对于其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组织来讲，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仍远为合理和公平。多哈的失败，首先是世贸组织的失败。从这重意义上讲，上周的谈判结果仍使我们扼腕叹息。
　　多哈回合受挫，反映了国际经济制度相对于全球化新格局的迟滞，更加深了各国民众对全球化前景的困扰和怀疑。随着美欧印政治周期的调整，多哈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谈判截止日期推迟至2009年甚至在2010年已是最乐观的估计。不能排除的是，美国大选之后政治重心左倾，而欧洲经济下行，美欧保护主义一齐抬头。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高通胀得不到迅速缓解，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增加，多边贸易谈判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很大意义上讲，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结果。正是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才为中国经济放松了资本和生产资料要素投入的瓶颈，并为“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奠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在外部环境变化、全球化出现挫折之时，中国的发展将何以自处？我们的全球化战略的“B计划”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