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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合折射全球化迷途

2008年08月03日 22:45 来源于 caijing
世界经济出现拐点后,全球化面临困局——在天时、地利均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重启谈判,近乎于赌博


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进口特别保障机制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宣告破裂。图为7月28日,参与谈判的某成员方代表离开时的背影


  虽然离终点只差咫尺,多哈回合日内瓦会议仍像是一次“事先张扬”的失败。
  7月21日以来,世贸组织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关于挽救多哈“最后努力”的报道见诸世界媒体。表面上看,这次新的部长级会议对于本轮世贸谈判“生死攸关”,世界银行总裁、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佐利克甚至表示:这次会谈“要么成功,要么将永远失败”。各国代表也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力挽狂澜于即倒。
  2001年11月诞生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即命运多舛。七年的谈判历程可谓艰苦,各主要谈判方也显示了相当的政治意愿和灵活性,然而,一涉及核心利益,特别是农业关税和补贴减让问题,各贸易强国却纠缠于细枝末节,争夺一城一池的得失,缺乏达成协议的使命感和紧迫性。本次日内瓦部长级会议,至少已经是近年来关于多哈的第三次“最后努力”。除了使全球公众对WTO体制再添疲惫和困惑,这种着力渲染,似乎并没有增加与会代表的紧迫感以及各国政府的政治决心。这既像是一次世界各贸易强国有心无力的集体出秀,也像是关于多边贸易机制又一次“狼来了”的哭喊。
  的确,本次会议是一次“悲壮的失败”(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的描述)。30多国的贸易部长们在九天极其艰苦的谈判中,就20个议题中的18个达成了协议,但最后出乎意料地在第19个议题上谈判破裂。而这一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的议题,在会议开始之前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相当次要的问题。谈判失败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公然指责中印:“在世界遭遇粮食危机之际,某些国家对于粮食进口关税的要求导致本次谈判的失败,这种做法有违良心”。把责任归结于中印两国对国内农业的过度保护,这也是欧美舆论的主流观点。而中方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目前出现严重困难的关键,是美国在自己利益得到保障后漫天要价”。表面上看,日内瓦谈判的失败缘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欧盟)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农产品关税和补贴减让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然而,多哈受挫的原因仅止于此吗?
  事实上,本次谈判的失败,反映了世界经济出现拐点后,全球化面临的困局——在天时、地利均不具备的情况下,本次谈判的努力只是证明了在“天命”面前“人事”的局限。虽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事先宣称,本次会议达成协议的成算超过50%,但事实最终证明,达成协议的时机并未成熟,仓促重启近乎于赌博。
  首先,这是一次逆势强行的谈判。自2001年多哈谈判启动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自由贸易的不断扩张,给世界经济创造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掩盖了现行全球化机制下的深层次矛盾,比如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储蓄失衡,全球化供应链重组后各国汇率和利率政策调整滞后,美元霸权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金融自由化过度膨胀和巨额资本流动造成的风险,等等。自去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化的负面因素不断显现,美元贬值和流动性过剩带来石油、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世界范围内通胀恶化。这些矛盾反映到各国政治上,即是保护主义抬头,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怀疑和抵触大大增加。于是,本次日内瓦会议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几乎所有与会代表对谈判进程都不满意,认为所得小于所失。这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这块蛋糕不可能做得更大,而每个参与者分到的一块都相当有限,这似乎难以补偿各成员国做出的努力和让步,更无法平息国内公众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广泛质疑。美国参议员鲍克斯评论,“一个坏的协议不如没有协议”,这恐怕是各国政府和政治家们的普遍心态。在全球化遭受挫折之际,要求自由贸易谈判单兵突进,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求。
  其次,这是一次刻舟求剑的谈判。回到多哈谈判的出发点,尽管谈判内容林林总总,涵盖从农产品关税和补贴、工业品市场准入(Non-agriculture Market Access, NAMA)、服务贸易、贸易规则和贸易协助等广泛内容,但究其核心,是发达国家降低农业关税及补贴,以换取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这既符合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理论,也附合七年前的国际贸易形势。然而,这一谈判目标已经落后于实际贸易发展。由于目前高涨的国际粮食价格,美欧农产品的国内国际价差大大缩小,实际补贴“缩水”,美国代表团做出将农业补贴上限从此前的48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貌似慷慨,但考虑到其去年的补贴水平只有区区70亿美元,这种让步对美国实际上毫发无伤。相反,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粮食危机蔓延、比较优势削弱,它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满足国内供给。今年以来,像印度、越南这样的传统稻米生产国大幅提高出口关税,以降低稻米出口,稳定国内价格,这些情况均为七年前所始料不及。再比如,中印视为生命线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条款,要求在进口猛增的紧急情况下,该国政府有权大幅提高农业关税,以保障国内生产、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在七年前,这一特保条款似乎无足轻重,但在目前食品通胀高企的背景下,立足于国内自足的粮食安全,已成为中印两国至关重要的谈判底线。时移景异,但多哈谈判的蓝本并没有做相应调整,这好比以七年前的“旧船票”,如何能踏上今天自由贸易谈判的“客船”?
  第三,这是一次名实难副的谈判。多哈回合号称“发展回合”,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根据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迈克尔·摩尔的表述,之所以将这一回合命名为“发展回合”,是因为在1999年西雅图会议失败后,世贸组织急需合法性以重启谈判;而其实质,并没有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穷国的利益作为谈判的重点。在七年以来的谈判历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长,特别是中印两国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版图。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自然要求与之相应的谈判地位,以及制订规则的权力。但是一旦中印在贸易谈判中开始说“不”,美欧等传统贸易强国则非常难以接受。诚然,多哈谈判的成功有助于降低世界粮食价格,帮助世界各国度过粮食危机。但“苏珊•施瓦布们”的出发点并不高尚,在贸易谈判中每一分一厘都是利益,在道义至高点上的指责不过是一种伪善。换一种方式思考,中印两国的农业人口相加超过十亿,而美国的农民总数不超过300万,从发展的角度衡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再比如,根据美国卡耐基基金会2006年的一项研究,在多哈谈判的现行框架下,无论最终协议是否达成,条款如何,其基本结果都是一个“赢赢输”的格局,即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受益,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成为最大的输家。这表明,自由贸易并不是公平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并不是帕累托改进,而赢家必须给输家以某种补偿,这种机制才可能得以持续发展。但在谈判过程中,得到保护的只是主要贸易强国国内的弱势群体,而真正需要公平利益分配和发展机遇的最不发达国家,却被完全边缘化。这样的全球化,又缘何不在发展中国家中遭受批评和抗议呢?
  简言之,多哈的失败是全球化的困境之下,多边贸易体制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本回合的谈判处于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对于理想主义者,它并不理想;对于现实主义者,它也不现实。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看到多哈回合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锁定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已经取得的进步,巩固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而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也要比倒退好得多。对于世贸组织来讲,尽管它的发展仍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但相对于其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组织来讲,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仍远为合理和公平。多哈的失败,首先是世贸组织的失败。从这重意义上讲,上周的谈判结果仍使我们扼腕叹息。
  多哈回合受挫,反映了国际经济制度相对于全球化新格局的迟滞,更加深了各国民众对全球化前景的困扰和怀疑。随着美欧印政治周期的调整,多哈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谈判截止日期推迟至2009年甚至在2010年已是最乐观的估计。不能排除的是,美国大选之后政治重心左倾,而欧洲经济下行,美欧保护主义一齐抬头。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高通胀得不到迅速缓解,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增加,多边贸易谈判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很大意义上讲,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结果。正是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才为中国经济放松了资本和生产资料要素投入的瓶颈,并为“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打开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奠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在外部环境变化、全球化出现挫折之时,中国的发展将何以自处?我们的全球化战略的“B计划”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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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寒

199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曾在外交部和中信集团工作;2006年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MPA学位;现在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观察家集团任高级分析师,兴趣及工作领域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

版面编辑:冯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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