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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网络造谣不宜被界定为寻衅滋事罪

2014年09月29日 14:42 来源于 财新网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是否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密集调研。我国不宜新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

  【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网络造谣适用寻衅滋事罪是否合适?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魏东认为,网络造谣入罪的限度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与法治问题,必须特别慎重。将网络造谣解释为寻衅滋事罪更是一个应当理性对待的问题,不可无限放大,否则,可能形成某种过度的刑法解释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网络造谣,是指在网络上编造并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现行刑法针对特定内容的造谣行为做出相关规定,比如编造和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战时造谣惑众与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的虚假信息、侮辱和诽谤他人的虚假信息、敲诈勒索他人的虚假信息、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虚假信息、证券和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的虚假信息等。对于上述特定内容的虚假信息打击,旨在保护公共利益或个人权益,并无不妥。

  突出的问题在于,2013年9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该司法解释的要义在于,除去刑法规定的针对特定内容的虚假信息,编造其他虚假信息的行为也被纳入到刑法规范之中,网络造谣被界定为寻衅滋事。魏东坦言,这实际上是扩大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

  魏东指出,从法理上看,“两高网络诽谤解释”值得探讨。刑法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两高网络诽谤解释”明显是将“网络”解释为“公共场所”,并将“网络秩序”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两高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强调:“网络空间属于公共空间,网络秩序也是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恶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

  就刑法文本原意而言,寻衅滋事条款中的“公共场所”与“公共场所秩序”仅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现实空间意义”的公共场所及秩序,比如车站、码头、广场、交通要道等。事实上,在2013年5月27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明确界定公共场所为“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为何相距短短几个月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

  在魏东看来,网络应该相对于电视、杂志、报纸等,是媒介而非现实场所。如果“在报纸、杂志、图书、电视、电影、录音录像等媒体自由发表言论和交流意见(哪怕造谣)的行为不会被解释为寻衅滋事罪,那么,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和交流意见(即使网络造谣)的行为也就不应当被解释为寻衅滋事罪”。

  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呼吁暴力抗法、宣传恐怖信息等应该构成刑法规定的相应罪责,但将一般的虚假信息纳入寻衅滋事,不仅不符合日常经验,更重要的是,这可能破坏言论自由。魏东说,只要没有经过检验,事后没有被证实的信息,都可能被说成是造谣,那么,谁还敢参与式的批评呢?这对言论自由是极大的限制,也不符合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和人权发展方向。

  言论自由的目的之一是监督政府,没有言论自由,公民的其他政治权利就不可能得以实现。所以,魏东建议,针对言论自由的制裁要尽量少而轻,“少用刑法来规制言论自由”。在国外,政治言论自由的保护最强,几乎对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政治言论都不进行限制,对艺术表达的保护则要弱一些,而对商业言论的保护最弱,甚至不少国家主张将诽谤罪等归入民事处理范围,而非刑法。

  而且,寻衅滋事本身就是有名的“口袋罪”,将网络造谣纳入其中,让人堪忧。网络造谣行为人应当对自身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但责任也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诸种,而不一定必须是刑事责任。

  魏东还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正在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是否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问题展开密集调研,且有部分学者赞成增设,并将其罪状和法定刑规定为:“编造险情、疫情、警情或者其他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对此,魏东明确表示,我国不宜新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因为我国既有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已经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进行了较为周全的规定,不需要增设这个新罪名。如果再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实质上就是将一般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直接升格为犯罪行为,有违刑法谦抑性,且不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正当性。另外,若新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必将导致一系列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恶果,甚至“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会成为一个新的、胃口最好的、弹性最大的“口袋罪”。

  打击网络造谣,魏东认为应该适当限缩范围,主要针对“有组织实施的、危害严重的网络造谣行为”予以入罪规制,而非针对个人,比如可将“组织多人编造险情、疫情、警情或者其他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组织多人在信息网络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有保护社会秩序的需求,但更要充分考量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郭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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