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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2015年11月01日 15:51 来源于 财新网
实践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胡德平

  编者按:今年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天,2015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6周年。这位当年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央领导,以巨大的思想勇气,掀起了一场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当年所说,“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至今令人深思。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撰文“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今日再度传播,在回忆中追忆胡耀邦为国为民的勇于担当。

  上篇

  实践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的发表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至今己经整整30年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尽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出分析、总结。本文仅想就这篇文章发表前夕耀邦同志为之作出的思想准备、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和他的理论品格作一介绍。

  理论品格强烈影响社会效果

  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我们可以借用“文如其人”一语,说明二者的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时期,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一般地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但是,在党内民主生活非正常时期,则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勇气,即要“敢”字当头,无私无畏,彻底抛开个人利益,为真理而斗争。至于说到发展理论、理论创新,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理性活动了。

  中国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因而,很多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常识、原理,大家都有基本概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样特殊又特殊的年代,面对种种践踏共和国宪法和党章党规的行为,面对广大群众遭受的种种封建愚昧的法西斯暴行,你还能说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者信奉的那些基本的常识、原理吗?即便有人说出这些,那他也会引来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正义、真理都可自由主张、传播,人人都有民主权利捍卫社会中的常理、伦常,那么,彭罗陆杨、刘邓为何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倒?为何文化界、学术界、科技界那么多的国内外著名的学界领袖人物、专家学者的著作被诬为“毒草”,或付之一炬,或送往纸厂化浆?为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倒“四人帮”?那是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真理的种子只能深埋在人们的良知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来不应该是个新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列宁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一块重要基石。就是不那么正确的批苏“九评”中的“第五评”,也有这么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当然,说了这句话并不表明我们就掌握了真理。苏联是怎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之路,我党当时对此也并未认识清楚。

  十年“文革”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明显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甚嚣尘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此都予以默认。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文革”理论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我党的主导思想不思更张改革,反而于1977年2月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文章在字面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个凡是”,但是,对于该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此文联系的实际就是“两个凡是”。只不过拥护者赞成联系实际以破“两个凡是”,反对者则反对联系实际,以保“两个凡是”。所以,反对者才能说出该文是“砍旗”,是“怀疑一切”,是破坏“安定团结”,甚至说出难道毛主席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这样荒唐的话。

  还是“《实》文”说得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文章把“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激荡,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解放了思想。14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联系了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谈话同样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强烈反响,为最终打碎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一定条件下,两次思想解放,都凸显了理论工作的第一品格,即敢于、勇于联系实际,而亿万群众的现实生活又和理论所联系的实际问题相吻合,所以就能激发巨大的群众共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本质而言,它是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改革力量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里着重说明的耀邦同志在开展这一大讨论前夕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所做的工作,则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实》文”发表前做的准备工作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谁料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他没有丝毫犹豫。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学校教员说:

  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这种“颠倒了的东西”,他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耀邦同志好像对此环境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

  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通过这三个刊物,耀邦同志究竟要抓什么问题呢?他在5月底至6月初这一期间,清晰地形成了如下观点: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耀邦同志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说:

  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那个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有无数的冤魂等待昭雪,遍地的冤狱等待平反,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活都处在一种“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的悲惨状态。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耀邦同志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10月12日,耀邦同志评论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

  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思想解放的鸿文,并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同志一段话说得好: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而“反右”斗争、十年“文革”、多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人鬼情未了”的历史,此后才开始获得正义的申张。

  耀邦同志在党校工作,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

  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

  为此,耀邦同志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

  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他的讲话使党校学员对实践论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又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如冯文彬;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如邵华泽。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耀邦同志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

  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历史进入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

  这时,耀邦同志的思想又取得一次质的飞跃。半年之前,他还主张,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二元论的标准思想来编写党史教材。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实践标准一元论者。这既是他尊重事实、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文革”、联系党内矛盾、联系群众、独立思考的理论品格的成果,又是他在中央党校广泛接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成果。

  “《实》文”使“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形式载入新闻、理论史册。1977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工作,引起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这份刊物也和中国各主要媒体建立了彼此极为信任的关系。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

  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1978年2月19日,由耀邦同志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年的5月6日,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实》文”不但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的,也是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文革”理论、党的若干次“路线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众多案件提起社会实践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它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敢于联系实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责任编辑:杜珂 |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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