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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寻找一条安顿革命、化解民族主义悲情的保守主义现代性之路

2016年01月14日 16:08 来源于 财新网
在厘清中国百年来以立宪主义为核心的法治演变尤其是近三十年宪政变革的历史之基础上,展示法治变迁的激进主义困局,发掘保守主义法治现代性的宝贵资源,在承认激进革命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内在的弊端,从中导出一条安顿革命、化解民族主义悲情的保守主义现代性之路

  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在《财经》杂志撰文《中国人为什么对激进变革情有独钟》,提出百年中国的历史,在价值理性、思想精神层面上的关于现代性追求和构建的过程中,很少有一个从容的理论思考和反思,进而导向一种更为理性、更为稳健的现代性选择。一种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主导着一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性之路。

  高全喜说,近现代以来百年中国的屈辱史和失败史所衍生出的民族悲情可以部分地提供解释。“保种、保国、保教”的生死存亡问题使得很难有一种从容的心态去择优遴选有关方案。为此,我们需要检讨,百年中国所追求的这种现代性究竟是何种现代性?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否还有着某种被压抑、被遮蔽然而其自身仍然保存着潜在生命力的另外一种现代性呢?

  高全喜说,西方的现代性大致有两个形态,一是英美主义的保守的现代性及其法统,这个法统是终结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立宪建国的理路。这种保守主义下的革命只限于政体范围,其实质是经过革命的手段,用一种宪政框架吸纳革命原则,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终结革命。与保守主义现代性相对的是激进主义的现代性,这是从法国到德国再到俄罗斯的一波又一波的社会革命浪潮,这种不断革命的现代性所进行的是破旧立新的工作,遵循的是一个不断否定的逻辑,强调的是破除,永久不停的破除,直至毁灭。从一个良性社会秩序的构建来看,英美模式要优于法俄模式。

  高全喜认为,把终结革命的保守主义宪政和法治视为中国未来的现代性之路,无疑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处理传统的问题,第二是如何对待革命的问题。处理好革命与传统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终结革命”后的宪法守护,实质即在于现代法治的确立和展开,其目的是通过对政府权力的防范和控制即建设有限政府来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

  不过,中国当前面临的任务有两难困境:一方面要建设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民主宪政的政治国家,这是西方各现代国家用了30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状况却逐渐出现了去国家化的趋势,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的弊端以及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弊端日渐显示出来。这需要中国审慎地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格局、现代模式与多元主义、历史传统与普世价值、本土资源与异域制度等多方面的关系。

  高全喜建议,在厘清中国百年来以立宪主义为核心的法治演变尤其是近三十年宪政变革的历史之基础上,展示法治变迁的激进主义困局,发掘保守主义法治现代性的宝贵资源,在承认激进革命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内在的弊端,从中导出一条安顿革命、化解民族主义悲情的保守主义现代性之路。

  原文链接如下:http://www.21ccom.net/html/2016/bianyan_0114/782_3.html

责任编辑:杜珂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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