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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缘于何处

2016年04月06日 15:35 来源于 财新网
不能简单把中国经济下行归结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根本上是体制、结构性问题

  刘学文 | 文

  博士,任教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

  中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以来持续6年放缓, 2015年增长率为6.9% , 是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很多海外机构甚至估算中国真实的GDP 增长远低于官方数字。政府工作报告将2016年的增长率目标设定为6.5%到7%之间。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2015年7月以来,中国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持续动荡,可以说存在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中国实体经济中的矛盾(如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用工荒和倒闭潮并存)日益凸显。

  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和未来走势如何?这得到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但也众说纷纭,乐观派和悲观派各持己见。其中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引人关注,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原因不在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问题,而在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他的理由在于,无论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高收入高表现”的东亚经济体,在2010年之后经济也都放缓,而且比中国还要严重得多,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中国存在的那些体制机制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他的政策建议是政府进行一些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应该适度扩大投资规模稳定增长(投资的领域应着重在那些补短板的领域,比如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领域等等)。

  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究竟缘于何处,这关系到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权衡、侧重、次序)和未来发展路径。

  林毅夫教授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因为其他新兴国家都大幅下滑,所以中国经济放缓更多是外部周期性问题,主要不是体制和结构问题。笔者以为,第一,其他新兴国家可能也有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为和中国不同类型)甚至是更严重的结构问题,比如俄罗斯,巴西,包括澳大利亚深度依赖资源出口,这本身就是结构性问题。内部有结构问题的经济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都会把自身的脆弱放大。中国经济是否有体制性结构型问题,恰当的比较是中国经济当前的表现和中国经济应有的表现。第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原材料、自然资源出口型的国家)、“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 (它们出口中国经过中国再加工出口西方市场)的衰退很大程度是中国经济下滑、需求不足引起的。即,中国经济下滑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大幅下滑很重要的原因。这也部分解释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差,印度经济增长反而强劲。

  这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是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和继而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是危机的源头,也是中国外需下降最重要的成分。作为危机的源头,美国经济却是全球复苏最快的。金融部门遭到短暂的重创,实体经济几乎毫发无损,特别是反映一个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技术创新依然是引领全球,和其它国家的差距是加大了而不是减小了。如果非要做横向比较看中国是否有经济体制和结构问题,美国也许是更好的比较对象。为什么作为危机中心的美国复苏那么快,危机后资源重新配置的机制、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机制运行得那么好?而中国本没有危机,在2008-2009年西方国家陷入深度危机时很多推崇“中国模式”的人士骄傲地宣称“风景这边独好”,而短暂的欣喜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便进入下降通道,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日益显现,需求不振、活力不足、产业升级不力、特别是饱受“产能过剩”之苦。

  用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来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经济下行归结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巴菲特有更形象的比喻:只有当大潮退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在“裸泳”,对于个人投资者如此,对一个经济体也是如此。只有在经济周期下行时,才能看出一个经济体真正的“体质”。

  追问当前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的原因,根本上是体制、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是投资机会的扭曲:这是指社会投资机会的分配依所有制不同而异,国有部门拿到最优质的项目,不管它们的效率如何。这也可以简单称为“进入壁垒限制”。最典型的是国企部门垄断中国经济的上游产业,而下游产业对民营企业开放。在2008-2009年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后,中国经济内部这种结构扭曲带来的负面效应放大性表现出来。一方面,面临外需萎缩的下游企业经营乏力,这使得上游获取“垄断租金”的国企受影响最大(事实上产生很多僵尸企业);后者对市场的反应是迟钝的、转型是迟缓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艰难的,这又负反馈到下游企业,进而拖累整个经济。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资本面临投资机会不足。如果调查中国企业家,他们面临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融资难,而是投资机会不足(已有行业利润率太低)。出路两条: 第一,产业升级,但这是缓慢的过程,而且要有好的宏观环境(不要再来个4万亿,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要减少,知识产权保护要逐步跟上)。第二,政府开放准入,让民营企业进入原本不能进入的产业,比如上游产业,但事实上重重受阻,结果是整个社会资本在追逐房地产。前几天笔者观看一部2010年前后国企改革的纪录片,同样的企业,国企被民企重组后,经营效率提高3倍。试想如果中国经济少点进入壁垒,给各种性质企业同样的待遇,中国经济增长会释放出多大潜力。

  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反映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解决的出路恰是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再靠增加投资。中国现在创造的GDP已经消耗全球约50%以上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还需要增加多少投入才能维持8%-10%的GDP增长?我同意林毅夫教授说的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环保等行业)还有很大空间,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这么大的体量,可能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像以前一样拉动GDP增长到一个很大的程度。中国现在注重的应该是投资的质而不是量,这本质是结构性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的第二个扭曲,即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即资本要素)配置的扭曲(resource misallocation)。投资(即储蓄或金融资本)应该是“唯利是图”的而不是“任人唯亲”,应该流向最高回报的项目而不是对使用者的身份作区分、歧视。中国更不能再有四万亿刺激时“突击花钱”式的信贷政策(它只会阻止创造性破坏、延缓产业升级、造就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大量僵尸企业)。所以,要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必须提高投资效率,也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

  刘学文博士,任教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研究领域为金融学、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国经济。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经济学和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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