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宇菲|文
北京大学国发院、国际财经研究组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规模增长了超过五倍,产业链上的专业化的国际分工愈发精细,带来了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全球配置随之而来,其规模增长和贸易相比不逞多让,新兴市场国家的境外总资产及负债占GDP之比增长了四倍,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增长了十倍。这种国际融资结构的标志性变化,使金融成为贸易之后国家之间风险传导的新渠道。
袁宇菲|文
北京大学国发院、国际财经研究组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规模增长了超过五倍,产业链上的专业化的国际分工愈发精细,带来了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增长。资本的全球配置随之而来,其规模增长和贸易相比不逞多让,新兴市场国家的境外总资产及负债占GDP之比增长了四倍,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增长了十倍。这种国际融资结构的标志性变化,使金融成为贸易之后国家之间风险传导的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