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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欺诈盛行 第三方平台监管难在哪

2016年11月14日 11:11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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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平台责任是趋势,但如何强化,不是一味向平台施压,也需监管者适时转变
“双十一”再次破消费纪录,但是如何有效监管第三方交易平台,尤其是阿里等巨无霸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仍未完全厘定清晰。 视觉中国

  【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双十一”再次破纪录的消费狂欢,似乎预示着中国电商的无限可能。不过,膨胀背后,亦不免沉渣,假冒伪劣、欺诈行为借助互联网平台,更加肆无忌惮。如何有效监管,第三方交易平台,尤其是阿里等巨无霸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仍未完全厘定清晰。

  “让北京工商部门去监管京东、当当等,让浙江工商部门去监管天猫等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电商,我坦率讲,这几年发生的事,他们动动胳膊,都比我们动腿要有力量。”北京工商系统的一位执法人员感叹。

  11月10日—11日,国家行政学院第三届科学报告会分论坛之一聚焦“网络平台监管的法律问题”,实务部门人员与专家学者共同研讨。

  监管困局

  对于网络平台监管,为了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适应互联网新趋势,食药监、工商等实务部门倾向于进一步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责任。

  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侵权责任法》等对第三方平台责任有所涉及,但并不全面,目前更为系统的规定主要是部门规章,比如工商总局2014年制定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或者集中体现在某一领域,比如,网络食品交易、互联网广告等均出台了相应规范。

  不同部门出台的规章,往往容易出现冲突。北京市工商局西客站分局局长吴恒友以网络交易商品质量为例,“产品质量法严格讲是针对生产领域质量监管的法律,没有考虑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特点”,呼吁“尽快出台网络立法,并制定配套制度和标准。”

  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处长陈立波总结了当前法律基本明确的第三方平台三项主要义务,但是,对于平台准入审查和登记、信息提供、交易规则的公开、交易安全保障等十二项义务,仍处于研究讨论中。

  “有的也都做出了一些规定,形成一些共同意见,但是,承担到什么程度(还有待继续讨论)。而且,互联网发展很快,出现一些公司弄虚假认证,在第三方平台买卖,进而欺骗消费者,此时,第三方平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把责任)都甩给第三方,也不公平。”陈立波说。

  据国家食药监总局法制司司长徐景和介绍,第三方平台到底是不是经营者,网络交易的第一责任到底放在哪,都是立法过程中的讨论焦点。

  一个明显的立法趋势是,与过去相比,第三方平台应该承担越来越严格的责任。比如,因魏则西事件而备受关注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不少正在酝酿中的部门规章以及电子商务立法,都贯彻了这一思路。

  除了立法层面的缺失,执行也面临难题。上述工商执法人员介绍,根据当前属地管理原则,亦庄分局负责京东相关案件,“有一次检查,案件多到什么程度,派上百号人处理,案件越来越多。如果没有平台协助,把案件向外移转,说实话,我们都会身背骂名。外地工商局也不希望我们把那么多案件移交出去,而完全放在我们身上,根本监管不过来。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平台责任,这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责任厘定

  如何厘定平台责任,目前并没有一致看法,包括具体法律法规的出台,也往往取决于各方激烈的博弈,而无定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说,连最基础的问题都需要讨论,比如,平台需要对真实性承担多大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不用说网上,就是网下,政府对审批的真实性,是不是都担任全部责任,也不一定,所以,网上就更复杂。而且,网上又涉及多个主体,平台的责任和界限,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杨小军说。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以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为例,认为配置义务应该考虑平台是否有履行相应义务的能力,同时,也应该结合不同业界形态,做量体裁衣式的规制。比如,C2C平台仅为食品销售提供在线平台,本身不参与交易,B2C平台通过搭建的网络平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食品,而B2B平台为企业对企业的食品网络销售建立交易平台。

  事实上,对于某一行业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当前监管尚未能够细化到如此程度,难免捉襟见肘,即使有细化规定,往往也较为原则。

  监管向平台转移是趋势。平台被赋以越来越多的义务,除了私法层面,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王静表示,“要求往往带有公法性质,在外观上甚至呈现出行政权向平台转移的效果。由于行政机关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手段,因此将原本应当由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履行的职责交由平台。”

  界定平台责任,王静认为既要考量意图保护的价值和利益,又要考量目前的技术条件和所负担的成本,需要运用比例原则比对设定的义务与意图保护的安全和利益,即要符合必要性原则、适当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

  王静进一步分析,对平台科以公法义务应该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而不是行政机关通过规章、规范性文件甚至行政指导、行政命令就可以规定的。

  监管体制转变

  互联网必然给监管带来无法回避也不可避免的挑战,这是必须承认的大前提。强化平台责任是趋势,但如何强化,不是一味向平台施压,也需监管者适时转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就表示,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管理角度,都要更新理念,“监管者一定要改变原有监管模式,立法要有超前意识,引导、规范,制度要跟上来。而对于第三方平台,通过立法重塑各方关系,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匹配。”

  互联网时代,政府到底应该怎样监管,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邹荣以传统非网络监管为例,“体制问题还是非常多,否则也就不会有大部制改革。如果互联网平台监管,还是采取传统的条线模式对位监管,还能不能适应?”

  邹荣提醒,不要把传统监管的毛病,都移植到互联网监管之中来。“如果还是按照传统思路,恐怕最终使了很多劲,想了很多办法,却还是一样的效果。所以,一定要创新监管模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对此“非常赞同”,但创新监管“会很难。”

  杨小军以某省份“自由恋爱”的做法为例,“谁和谁合并数据,要看谁穷谁富,比如工商部门数据比较多,他愿意和谁生活,就要看谁的数据和他差不多,讲究门当户对,如果你没有数据,我和你和,不就吃亏了么。难就难在这。”

  “政府不能高高在上,也是服务者,既是监管者,也应该扶持平台发展。”湛中乐说。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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