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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莫停留在传统工业时代

2017年03月02日 16:2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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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假货线下治理能力仍停留在传统工业年代,缺乏应对大规模产品销售平台化和互联网+意愿经济时代的措施

  文︱朱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2月27日,阿里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阿里平台治理部经大数据和人工查出了4495个远超五万起刑点的制假线索,但执法机关受理的仅有1184个,公安机关能够依法进行打击的只有469个,截至消息发布日,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仅有33例。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从平台举报的四千多个制假线索,到最后作出判决的不足百分之一,绝大多数的制假者至少逃过了刑事处罚,他们依旧继续与平台和监管者“斗智斗勇”,“活跃”在制假贩假的舞台上。

  假货一直是C2C电商平台的短板,是平台治理中的软肋。一方面,分享经济的本质就是让更多的商户,特别是自然人为主的低门槛商户进入到流通领域,让互联网+的经济循环打通城乡差别,让更多草根实现就业,使得中小企业有更大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平台的开放也带来缺乏资质、固定经营场所和事先审核的环节,让假货成为逐渐涌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倒逼了现实产业的萎缩。假货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消费者权益、商业道德、平台信誉,乃至中国制造的声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点在于如何治理。

  治理假货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仅依靠某一个平台单独完成,而应该包括全社会消费者、政府执法部门、司法部门、行业协会、信用机构等多方共治才能取得真正成效。

  首先,平台的责任和性质应该明确。尽管目前我国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体系已经将平台责任规定的比较清楚,特别是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草案中对平台责任也多有涉及。但平台的主体责任范畴仍缺乏明确定性。

  C2C电商平台对假货的法定义务,主要集中在三大块:一是基于消保法规定的,在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真实联系方式的承担连带责任;二是基于行政法规,对于进入门槛有资质要求的,应尽到审核责任;三是基于侵权法体系,对于知识产权、人格权等侵权行为以及虚假宣传履行避风港规则和红旗规则。实践中,为了强化平台主体责任,在各个条例及部门规章中又从网络实名认证、信用体系建立、大数据应用、商业保险等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了扩张解释和适用。

  现在的问题是,平台是否积极履行了相关责任,即使平台方履行了法定责任,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效杜绝假货蔓延。究其原因,就在于平台履行的法定职责局限于线上,电商平台的线下治理能力仅限于向有关部门依法举报。众所周知,假货的最终来源于线下,线上治理是治标,线下治理才是治本。不能根除线下生产窝点的打假行动,就好比与虎谋皮,这就是假货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其次,假货的线下治理存在立法和执法上的难题。除了平台以外,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商管理及食药监部门、各级消协和行业协会等也被纳入到治理假货的主体方。不过,假货的线下治理存在很多制度上的障碍,已经严重落后于线上的治理水平。

  其一,假冒伪劣商品的刑事法律认定过于狭隘。大多数的知假买假的行为仍被认为是民事纠纷,即便新修订的消保法提升了赔偿数额,也不足以提高制假者的违法成本。侵害知识产权的假货认定十分困难,维权主体是真正权利人而非平台或其他举报人。同时,假冒伪劣商品罪在刑法上对数量和损害后果的认定非常苛刻,除了食品药品安全和产品责任致人损害之外,其他责任适用对取证和鉴定成本过高,这也是为何举报数量与最终刑事责任承担量之间巨大反差的根源。

  其二,执法体系缺乏联动性。治理假货根源,不仅在于平台封号或其他限制措施,更在于线下的犯罪分子得到法律制裁。线上与线下的执法必须联动方能奏效。实践中,大量制假售假者都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每一个线上取得的蛛丝马迹,线下都应该及时跟进,要做到“拔出萝卜带出泥”,若没有发现一起就处理一起的线下执法能力,线上的成果也就灰飞烟灭了。同时,线下的执法也应实现多部门协同联动,专项整治的联动工作机制应该常态化和长效化,治理假货不单单是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责,更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所在。端掉线下窝点仅是处罚犯罪的开端,只有司法机关协同配合,尽快依法作出裁判,提高违法者的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震慑制假售假者。

  其三,假货线下治理投入成本过少。在国际上,中国的假货问题已经成为广为诟病的“牛皮癣”,未来中国制造的名声将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品质之上。中国品质不仅是引领未来的高科技,更在于获取世界市场的口碑,而假货伤害的正是这种最应珍惜的口碑信用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网络经济的全球化,假货已经成为损害中国制造信誉的最大痛点。从这个角度讲,治理假货应该作为未来中国制造的出发点,这也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然而,眼下的假货线下治理能力仍停留在传统工业年代,缺乏应对大规模产品销售平台化和互联网+意愿经济时代的措施。假货的线下治理应加大投入成本,将其纳入到中国制造2025的大规划之中去。

  最后,未来治理假货要有新思维。随着工业4.0革命的发展,电商平台年代正在被以社交化为主的微商模式所冲击,互联网+的意愿经济与分享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营销渠道的碎片化、支付手段的灵活性、物流方式的多类性、代购渠道的开创性、商品和服务类别的扩展性都为未来治理假货提出了新挑战。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不论是线上打假还是线下打假,都应统一到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守法者利益上来,统一到线上线下和协同,平台之间共同标准的建立中来,统一到更好的维护消费者权益和保障中国制造口碑上来。未来治理假货的要有新思维,应该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要做好立法保障。我国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正在编撰之中,面向互联网+的新法律要体现出时代性。在网络打假领域,应将微商与社交电商、跨平台治理、通用标准、大数据监测、信用体系、虚拟财产、网络商誉、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好规范。同时,应该确立线下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假货的协同机制,建立统一的线下协调统筹部门。

  第二,平台要进一步改进打假思维和工作方式。以往平台打假以线上为主,线下主要依靠依法举报等措施进行。考虑到线下执法部门的程序性要求,未来平台应利用数据优势,结合跨平台的实名制和信用制度,比照线下司法机构的证据认定材料,形成更有针对性的证据链体系,建立线上线下共享数据端口,以达到虚拟现实的无缝对接。

  第三,政府应赋予平台更多线上自治的权利。线上问题,线上解决。线上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在一些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和直播平台出现,实施效果还不错。在网络治理假货领域,平台与行业协会尚缺乏快速有效制止违法犯罪的必要手段。应该赋予平台更多的治理手段,同时,平台也应该承担起相关责任。

  综上所述,网络打假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哪个部门或某一平台的“家事”。假货危害到每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中国商品的信誉。实践表明,网络打假必须线上线下有效联动,只有多方共治,才能让网络环境清朗起来。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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