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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霾下的韩国经济

2017年05月10日 10:12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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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入韩”以及“朴槿惠弹劾案”的确将韩国经济置于诸多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但经济结构扭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官商勾结、财阀经济,以及动荡的国内和地区局势才是将韩国经济置于活火山口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韩国可能正走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动荡,昔日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此时正笼罩在阴影之下。视觉中国

  文|吴湘宁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

  根据截至5月10日凌晨的官方开票数据,共同民主党提名的文在寅,获得40.2%的得票率,将当选新一任韩国总统。尽管此前安全及外交政策是各候选人的拉票重点,但是改善经济,创造就业被认为是韩国人眼中下任总统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韩国可能正走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动荡,昔日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经济此时正笼罩在阴影之下。2016年,韩国出口为4955亿美元,总出口同比萎缩5.9%,为连续第二年下跌。同期,韩国的家庭债务达1.1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1.2%,创历史最高纪录;而国内消费依然疲软。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6年12月及年度雇佣动向》显示,去年韩国失业人口首次突破100万人,15岁-29岁青年的失业率再创新高。30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8.3%,创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纪录。韩国43位经济学家在《2017年韩国经济大预测》一书中指出,韩国经济将进入“长期低增长”,经济危机可能在2017年出现。韩国智库已经下调了2017年韩国的经济增长预测。韩国经济研究院新公布的预测与2016年9月相比,下调了0.1个百分点。韩国发展研究所也从原本预测的3%下调到2.4%。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权泰信在韩美经济协会主办的早餐会上说:“国家当前面临的危机是一场完美风暴,消费、投资和出口同时崩溃,这意味着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刺激措施效果寥寥,甚至根本无效。”

  从时间节点来看,表面上主要是受到萨德入韩以及韩国国内“亲信门”事件的影响。自萨德入韩以来,中韩关系陷入低谷。2017年2月27日韩国乐天集团董事会决定,同意将星州高尔夫球场地皮转让给韩国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民众对以乐天为代表的韩国企业以及产品展开抵制。中国一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在华有大量的韩国投资。1992年到2016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少于4500亿美元。2016年以来,中韩贸易总额开始下降,韩国对华出口减少。2016年1-9月,中韩贸易总额为1528.83亿美元,同比下降9.5%;对华贸易顺差为264.65亿美元,同比减少24.96%。与此同时,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出了赴韩旅游提示,希望中国游客“慎重选择旅游目的地”。根据韩国观光公社发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成为赴韩游客第一大国,当年赴韩旅游人次达到432万;2016年中国赴韩游客数量达到806.77万人次,占韩国入境游客总量的一半。据韩联社估计,因萨德部署的影响,中国游客的降幅可能达到60%-70%。根据韩国首尔的IBK研究所的分析,萨德带来的冲击将把韩国经济增速拉低1.07个百分点。韩国2018年GDP可能因此下降0.59个百分点,损失近77亿美元。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间,韩国出口额损失最多可达到88.5亿美元。

  此外,政治风险导致经济损失。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门”事件沉重打击了韩国经济。韩国国会2016年12月9日以234票对56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对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韩国国内前十大财阀几乎全涉案,涉及的有三星、现代汽车、SK、LG、GS、韩华等16个大企业集团旗下53家公司。总统弹劾案使韩国经济信心遭遇严重打击,导致韩国的消费和投资更加疲软,工业生产和出口因此受到影响。可以说,韩国动荡的政治局势使本已艰难的韩国经济增长雪上加霜。

  “萨德入韩”以及“朴槿惠弹劾案”的确将韩国经济置于诸多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但这些都不构成韩国经济增长的心腹之患。经济结构扭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官商勾结,财阀经济;以及动荡的国内和地区局势才是将韩国经济置于活火山口的重要根源。

  首先,韩国经济结构扭曲、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到重创不同的是,尽管2008年第四季度韩国GDP增长与前一个季度相比下降5.1%,但是2009年一季度经济便出现回升,其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09年全年韩国经济增长0.2%。在经合组织成员中,韩国是除澳大利亚之外第一个走出金融危机的国家。彼时韩国经济回升主要得益于韩国企业在科技创新及研发领域的巨大投入,韩国经济摆脱了之前依靠技术引进和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格局。半导体、液晶电视、手机等高科技行业出口额的大幅增加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动力。但是,由于经济政策的导向,韩国经济对于特定产业的依赖性极大,特别是对重工业的依赖性。目前看来,韩国经济的出口集中在汽车、船舶、半导体等行业,而金融、教育等服务行业发展缓慢。朴槿惠政府曾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三年经济改革计划,提出“创造型经济”理念,出台了《13大未来增长动力产业发展计划》;大力扶持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服务业产业;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将基准利率下调至历史最低水平,并提出“四大改革”(劳动、公共、教育、金融部门)等具体改革方案,誓言要在任期第二年将该国经济增长率提高到4%。但实际成效寥寥。韩国2015年GDP增长率只有2.6%,2014年为3.3%。2016年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将迫在眉睫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受阻滞于韩国内部的政治动荡。韩国金融研究院估计,2017年韩国GDP的增幅将仅为2.5%,仅高于亚洲金融风暴之际;与此同时,反映韩国制造业未来走向的韩国制造业景气实查指数(BSI)跌至71,这低于相较曾经预期的75。

  其次,财阀左右韩国经济、政治,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心腹之患。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总统为发展工业大力扶植财阀,提供低息贷款和补贴,给予税收优惠,提供政府担保并助力财阀获得大量外国贷款,同时保护它们免受国际竞争。到了上世纪80年代,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这个过程中,财阀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可以说,韩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少数大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基础上的。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受益于财阀经济的同时也受到国内财阀的掣肘。根据韩联社报道,近10年韩国企业高度集中的情况急速加剧,5大集团三星、现代汽车、SK、LG及乐天在30大集团中的比重愈来愈大,销售额由2005年的59.2%增至2015年的61.5%,而净利润方面,更从59.3%暴增至95.1%。三星及现代汽车两大巨头的净利润在30大集团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35.3%增至2015年的59.4%,而2014年更是严重一面倒,比重竟然高达81%。统计显示,在三星手机爆炸新闻出现后,2016年第三季度韩国制造业的生产总量比上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为时隔7年6个月以来的最低值,电子、电器制造的产值比上年同期下滑4.1%。就连韩国央行都不得不承认,三星电子公司的智能手机危机可能对韩国经济增长造成潜在影响。此外,考虑到韩国狭小的国内市场,出口在名义GDP中的占比超过50%。如果三星等出口型财阀企业实现增长,其他问题则会被掩盖。比如2013年1~9月,韩国出口增长了2.7%。但如果去除三星电子,韩国的出口则将转为下滑3.6%。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教授李国宪说:“在韩国式财阀的体系之下,整个国家出现了巨大的垂直产业链:虽然每个中小企业负责的是不同的模块,但最终这些产品大部分涌入到以财阀为首的大企业手中,并由这些大企业利用自身终端销售的优势,负责出口和销售。”也正因如此大的影响力,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发表声明称“财阀是毁掉韩国经济的主犯”。

  第三,韩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是出口导向,经济有极高的对外依存度。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韩国便提出了“贸易立国”的战略,鼓励大型企业走出国门,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导下,韩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徘徊在90%以上。韩国经济实现了近三十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可以说,韩国经济崛起的核心推动力就是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在此导向下,韩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依赖程度非常之高。统计显示,1986年韩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达40%。2003年韩国贸易依存度为70.6%,2006年突破80%,2008年飙升至110.7%,2011年升至113.2%。自中韩建交以来,中韩双边经贸总额由1992年的约5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2273.8亿美元,2014年曾高达2345亿美元。其中,韩方长期顺差,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由此奠定了韩国“经济靠中国”的格局。中国已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中韩双边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24.3%。因此毫无疑问, “贸易立国”的韩国难以承受双边关系的变数。数据显示,2016年9月,中韩双边贸易额同比减少7.3%,其中,韩自华进口同比减少4.6%,对华出口同比减少9%。韩对华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6.43%。但是,必须指出,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半成品,主要运往中国的韩国企业进行再加工、组装后出口到欧美日市场。2016年,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研究表明,韩国对中国出口中半成品仍然占78%左右。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韩国要密切关注欧美日市场的经济波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不得不警惕来自于同样是出口导向且出口结构相似的中国的竞争压力。

  第四,政商勾结,长期国内政治动荡。一方面,在韩国政治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在总统任职第四年左右,总统容易遭受重大政治危机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节点成为在任总统能否正常完成其任期的关键。1997年,金泳三卸任前一年,其次子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2002年,金大中卸任前一年,三个儿子被指利用其父亲影响力接受商业贿赂;2012年李明博卸任前一年,其夫人、长子被调查,长兄被拘捕。因此,韩国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在根本上导致了在野党、执政党内部反对派在总统任期第四年谋取政治优势的关键时期,造成韩国政治的周期性动荡。但另一方面,政商勾结导致的政治贪腐成为韩国政治动荡、总统难以独善其身的重要诱因。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治民主化之后,财阀势力日渐强势,在影响政治决策方面更加主动,获益颇多。朴槿惠弹劾案暴露了政商勾结以及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历届总统中,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均因本人或家属、亲信受到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指控。财阀经济不可避免导致“裙带资本主义”。此次亲信门事件中,包括三星、LG、现代集团在内的几乎所有韩国知名财团,都向崔顺实控制的两家基金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捐赠了大笔资金,作为对等交换,财团从政府处获得安全稳定的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待遇。2017年2月17日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帝国继承人李在镕被批捕,再次引发舆论对政商勾结和政治献金丑闻的关注与反思。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不仅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束缚了总统施展政治抱负,更重要的是在根本上埋下了韩国政治动荡的种子。

  第五,错综复杂的地区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韩国历届政府不断地调整对朝政策以最终实现半岛统一,而韩国对朝政策的调整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政局发展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强调“统一优先”,分别提出了“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李明博政府侧重于“安保优先”的现实主义对朝统一政策,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认为过去对朝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并没有使朝鲜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对朝统一政策构想,此后,相继提出了“韩半岛新和平构想”和“大妥协构想”,以韩朝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项目和六方会谈当事国的补偿为重要手段,促使朝鲜走上弃核、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朴模惠政府上台后,在全面审视此前的对朝统一政策得失后,提出了“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强调“安保和统一”。过去4年,在坚持以朝鲜无核化为对话的前提下,朴槿惠政府采取了关闭开城工业园和参与联合国对朝制裁的政策,在经济上和国际上进一步孤立朝鲜,切断朝鲜和邦交国的关系,同时加强韩国的军事部署。虽然朴瑾惠政府寻求中国政府的理解与支持,但是更重视美韩同盟的价值。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朝鲜核导威胁,韩国政府最终决定部署萨德,这从根本上破坏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根基。中韩关系陷入冰点,加之特朗普当选后对朝的强硬态度,将朝鲜半岛置于剑拔弩张的火山口,局势几近失控。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出访亚洲时提出美国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举措”对抗朝鲜政府。朝鲜外务省副相韩成烈称:“如果美国进行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我们会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与之对抗。” 促使朝鲜半岛局势激化的原因错综复杂,美韩同盟的加强促使美国在实质上可以对韩国事务发挥影响力,而这必然破坏中韩的信任基础。地区大国的关系的确左右着半岛局势的发展,但韩国对朝政策随着总统的更迭而不断调整,加剧了半岛局势的复杂性。尽管在实现民族统一这一最终目标上,韩国历届政府没有实质差别,但是对朝统一的政策以及理念的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朝鲜半岛的稳定。而这在实质上将地区经济合作笼罩在阴影之下,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如上提到的五点可谓是韩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心腹之患。在世界经济整体趋缓的大背景下,除了改善韩国经济结构、增强内需动力、创造就业以外,克服韩国根深蒂固的政商勾结、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中寻求平衡,都是当前韩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就是下任总统要面临的艰难任务。有一种说法是“即将上任的韩国总统或许是冷战结束后最难当的总统”。文在寅在竞选时誓言要在公共部门创造81万个工作岗位,并让富人缴纳更多的税;同时承诺要通过立法让财阀更透明,让小股东在选举这些企业集团的董事会成员时有更大的权力,以稀释这些家族对财阀的控制权。同时,在朝鲜问题上,文在寅认为制裁本身不足以说服朝鲜冻结、进而废除其核计划,因此他对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核问题上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而这与韩国最近的政策有很大偏离。如前所述,对朝政策的调整如若不慎或将挑动朝鲜半岛局势的脆弱神经。

  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1—8月全球71个主要国家间贸易总额为19.3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4.6%。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原材料价格下滑的共同影响,全球贸易总额连续两年下滑,创6年来新低。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经济推动力的韩国,面对胶着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分裂的韩国社会,一触即发的半岛局势,以及错综复杂的地区大国关系,即便新总统的新政策能够顺利实施,也很难立竿见影。国内政治问题必然引发对经济面临进一步风险的担忧,而经济的低迷和动荡也将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对外政策。韩国经济能否顺利走出阴霾,在本质上关系到韩国国内的政局稳定,也在实质上事关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及整体的政治架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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