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松年：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

文 |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民法总则》公布，细读之时，我的思绪倏忽飞向上世纪80年代。1986年10月，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陶希晋的倡导和组织下，经批准，由法工委领导的行政立法研究组正式成立，那时正好是《民法通则》颁行约半年之时，陶老提出，我们有了刑法、刑诉、民法、民诉，接着应该制定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行政立法研究组的任务就是研究和草拟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毛坯”(后称“试拟稿”)，交法工委烧成砖块。首先是要“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制定一部充分体现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行政基本法，哪怕是纲要式的，这将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步骤”（《行政立法研究组资料》第一期）。研究组随即开始研究和草拟。那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称为行政基本法，还是行政法纲要、大纲？仿照《民法通则》称为行政法通则，还是总则？由于对这一法律的目标、性质、内容、范围等都没有清晰地把握，因此，始终停留在讨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