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开始重温凯恩斯和哈耶克,并思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否对当前有所启示。凯恩斯主张,当投资者信心跌至所谓“流动性陷阱”时,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
马来西亚的槟城是我生活的地方。一百年前,孙中山在此召开了槟城会议,对辛亥革命影响甚大。目前,“槟城会议”百周年纪念及关于孙中山、宋庆龄的展览正在筹备。
最近,前任印度储备银行(RBI)行长Venu Reddy先生让我为他的新著《全球危机:从衰退到复苏》作序。他希望我能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果真如此吗?从现代眼光来看,猕猴们的选择很有道理。早上四颗比晚上四颗要好,因为消费有时间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率问题。利率的本质就是延迟消费的溢价,毕竟晚上能否吃到四颗是存在风险的。只有当利率为零时,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才是无差异的。
我的商界老朋友,为香港政界的混乱和僵局而感到悲哀。一些年轻的公务员前同事,则对绞肉机式的立法程序颇感不满,议员们似乎觉得,政府的过错俯拾皆是,任其指摘批评。就连街上的出租车司机,也开始抱怨谋生越来越艰难了。
亚洲金融改革的难题在于,大部分“草食性大象”都是国有金融机构。尽管多年来国家一直想把这些大象训练成狮子,尽管其规模做大了,但是亚洲至今没有培养出一家世界级的投资银行,并能与华尔街投行竞争。
最近,我的好朋友桑德拉詹(V Sundararajan)博士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去世,这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桑德拉詹退休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市场和汇率部门的副局长,一生都在IMF负责金融改革。
最近,我读了两本历史书,一本是清末民初改革家梁启超所写的《王安石传》,另一本是当代历史学教授商传所写的《永乐大帝》。王安石失败了,而永乐皇帝取得了胜利。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他们两个人的改革都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官僚体制对变法的抵制最终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