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6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1-2012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访问交流。长期从事电力经济、电力低碳转型等问题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2014年来主笔了多份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报告。
预警信息逐年放宽,本为煤电供给侧改革而设计的新建煤电项目“减速器”,已经成为今天“开闸放水”的风向标。此次预警结果放开“闸门”的信号一出,很容易让煤电建设“大跃进”的风波重演,加剧“十三五”产能过剩局面,让之前煤电供给侧改革的努力付之东流
近期用电增长较为迅猛,是电能替代加速,新动能发轫、旧动能未真正退出所导致的。用电增长较快就放宽停缓建政策,会加重煤电产能过剩,导致煤电亏损局面持续恶化
继续坚持供给侧改革政策,把2020年煤电装机控制在11亿千瓦,煤电过剩情况将会有显著的改善
中国在解决好自身能源经济环境问题的同时,不折不扣地兑现国际气候承诺,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这是展现全球气候领导力的最有力证据
中国的能源革命战略与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政府做出的坚实气候承诺目标和可落地的能源革命战略,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所造成的领导力缺位下可发挥全球表率作用
中国尚未建立统一的电力能源市场,跨区域电力输送与消纳发展滞后,能源丰富地区窝电问题严重,缺少完整统一的跨区域输电网规划,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发展空间的矛盾,使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空间受到限制
203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潜力,欧洲、印度和非洲地区居于前列,这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相契合;其次是东南亚、日本和中东地区,俄罗斯、独联体和巴西等国家属于第三梯队
煤电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可再生能源是电力合作的优先领域,电网合作是重要载体和驱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但也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等问题,因此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要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抑制不合理的煤电投资冲动,根本的出路是用准确的价格信号去引导资源配置,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2亿千瓦的煤电装机增量都是毫无必要的;没能有效规控煤电规模,反而助长煤电过剩
如2017年不能在现货市场,特别是跨区现货市场落地上取得突破,持续改革的动力和动能受阻,改革可能会陷入僵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