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虚无

    从《圣经》描写的“奴隶对道德造反”，尼采看到了西方世界最深刻的思想运动的开端。这一思想运动，被称为“虚无主义”。基督教起源于奴隶对统治者的道德造反，由此，尼采意识到，基督教在骨子里恰是虚无主义的轮回转世，是彻底虚无的神圣宣言。惟其如此，深重的负罪感才最终转化为末世狂欢（Thomas Altizer，1994，“the challenge of nihilism”，《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vol. 62，no. 4，pp. 1013-1022）。
    今天，这一思想运动正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运动”把人类整体带入它自身。一个幻影，一个虚无主义的幻影，像幽灵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它所到之处，信仰崩溃，社会瓦解。
    当心智对它由已存在的传统施行反思和批判的时候，现代性就发生了。现代人的心智危机肇端于他们对自我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在中国，这危机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是虚无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部分。
    对西方虚无主义思想运动的西方回应，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是它的领袖人物。“灵魂像它逃避价值规律那样，逃避着物化。事实上，它完全可以这样来界定：灵魂就是，只要经过它的作用，任何物化了的关系都将消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被否定。……哪里有灵魂的呼声，哪里就有对人在社会进程中的偶然境地和价值的超越。……感性的精神化，使物质与无限、死亡与永恒，融为一体。对天界的超越之物的信念越淡薄，对精神超越之物的赞美便更真笃。”（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对西方虚无主义思想运动的东方回应，从未间断，伴随着东方各国的“现代化”（事实上的西方化）进程。例如，在中国，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以及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胜利的“新儒宣言”。
    在“两大阵营”以外的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自20世纪60年代，也伴随着本土精神领袖们对虚无主义挑战的激烈回应。
    所谓“传统社会”，与所谓“现代社会”相比，具有下列特征：特殊的而不是普世的道德伦理，阻滞的而不是自由的社会纵向流动性，重情感的而不是“去情感”的正义观念，唯主观的而不是唯客观的话语体系，对既有物质生活状况的满足感而不是不满足感，保持着宗教魅力的而不是“去魅”的社会生活（参阅Hermann Kreutzmann，1998，“from modernization theory toward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directions and paradigm shifts in Samuel Huntington’s analysis and prognosis of global development”，《Geo Journal》vol. 46，pp. 255-265）。当然，如此划分的“传统”与“现代”，在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美国社会，总是犬牙交错地混杂着的。
    那么，我们中国人打算如马尔库塞倡导的那样，以审美精神挑战虚无吗？或者以宗教精神挑战虚无？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随虚无而沉沦？这是一个问题。
    自杀，是对虚无的挑战，因为它以行动——抹煞毫无意义的生存，昭显出一种意义。如加缪所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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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是与我们对“无限”的认识和思考密切相关的，它的外化，称为“宗教”，与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和思考密切相关（西美尔《生命直观》，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三章“死亡与不朽”）。现实世界的宗教，表现为制度化的宗教，从而对心灵的信仰形成某种压抑。现代人对宗教压抑的反抗，具有帕森斯和卢曼所谓的“双重偶然性”：一方面，它获得了自由，另一方面，它丧失了信仰。例如，我们摆脱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就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我们拒绝基督教的同时也拒绝了基督信仰，我们不分享麦加的狂热也就不理解麦加的信仰。
    信仰（faith）不同于信念（belief）。后者是知识论的概念，是具体的从而是关于有限事物的陈述，前者是关于无限的概念因而似乎不能成为概念。虽不能成为概念，根据怀特海的看法，我们仍有表达其重要性的冲动。或者，因为我们感受到要表达的冲动，所以我们知道这感受是重要的，是不应忽视的。信仰就是这样的激情感受，它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激情。
    我们寻找激情，我们当真需要信仰而不需要宗教。这里面包含的问题，或许是人类最终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