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还是制度演变？
——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汪丁丁

　　经济学家喜欢从康德关于人类理性的一组“先验假设”出发，推演出关于人类行为的种种预言，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门格尔和米塞斯）并不知道这方法论的基础来自康德哲学。一个经济究竟为什么呈现出兴衰枯荣？是人们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吗？抑或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曾经有过一个时期（50年代到70年代），重要的经济学家例如艾智仁和贝克尔，向我们论证，这两个方面——理性选择和自然演进——的解释，从效果来看是等价的。

　　艾智仁的例子是这样的，假如从甲地向乙地出发的许多汽车随机地行进在不同道路上，那么只有中途幸运地找到加油站的那些汽车才可能到达终点。所以，当我们在乙地观察这些汽车的行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似乎有理性选择能力的汽车，它们“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那些道路，从而顺利到达终点。今年，当我访问（因提出“有限理性”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教授时，我发现他早就批评过这一论证方式 。在他的近著《人为的诸科学》里，他指出，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