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还是制度演变？——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这一区别，在我看来至关重要——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经济学家喜欢从康德关于人类理性的一组“先验假设”出发，推演出关于人类行为的种种预言，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门格尔和米塞斯）并不知道这方法论的基础来自康德哲学。一个经济究竟为什么呈现出兴衰枯荣？是人们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吗？抑或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曾经有过一个时期（50年代到70年代），重要的经济学家例如艾智仁和贝克尔，向我们论证，这两个方面——理性选择和自然演进——的解释，从效果来看是等价的。
    艾智仁的例子是这样的，假如从甲地向乙地出发的许多汽车随机地行进在不同道路上，那么只有中途幸运地找到加油站的那些汽车才可能到达终点。所以，当我们在乙地观察这些汽车的行为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似乎有理性选择能力的汽车，它们“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那些道路，从而顺利到达终点。今年，当我访问（因提出“有限理性”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教授时，我发现他早就批评过这一论证方式 。在他的近著《人为的诸科学》里，他指出，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
    这一区别，在我看来至关重要。
    局部的最优不能保证整体最优。这是一个数学上的事实。一般说来，制度演进，历史因素，有限理性，这些东西是相容的；而信息完备，理性选择，路径无关，这些东西是相容的。这两类东西之间则是不能相容的。方法论提供理论的逻辑基础。逻辑上无法相容的两类假设是难以被整合在同一个理论中的。所以，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始终面临其内在的紧张；要么单纯从理性选择观点出发解释一切，要么从制度演进观点出发解释一切，二者并存的局面有损于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系统地处理这一问题的，是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的立场是熊比特的演进主义。熊比特的演进主义不同于生物学家的演进主义。前者强调企业家在演进中的作用，后者则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里的“企业家”必须是“有限理性”假设下的企业家，因为完备的理性会产生与演进观点不相容的结论。问题在于，80年代初期，这本书写作的年代，经济学家还不知道怎样为有限理性建立数学模型。当时已有的模型都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从而不很令人信服的模型。马尔科夫链就是这些模型当中的一个。另外，西蒙教授自己也创造了若干“有限理性”模型。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决策者不是根据充分信息选择整体最优解，而是根据不充分的信息，基于某种预先制定的僵硬的决策规则，例如“满意程度”，从现实条件许可的各种选择中判断“最优”解。这也就是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涉及的主要内容。作者试图通过建立企业决策的有限理性模型来模拟经济整体的演进过程。
    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介绍了演进理论的来源、特征、方法论，以及利弊。在这一意义上，它足可当做一部“演进经济学”教科书。另外，这本书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无法引用90年代以来演进理论的新进展。例如，90年代后期有关“有限理性”的数学模型，有关“人类知识”的模型，以及认知科学对演进经济学的影响等等，都因这本书写作的年代稍早而无法被整合进来。尽管如此，就国内演进经济学几乎处于空白的现状而言，这本书仍然是试图在这一方向上进行探索的中国学者必须阅读的当代经典。■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美）理查德·R·纳尔逊   悉尼·G·温特著，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世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