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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取向 凝聚共识

2009年03月02日 12:15 来源于 caijing
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增长,既取决于“4万亿”方案的落实,还取决于政策调整能否适应形势变化

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增长,既取决于“4万亿”方案的落实,还取决于政策调整能否适应形势变化

    一年一度“两会”即将于明天启幕,经济问题必将是会议最大热点。虽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决策层已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大场合,着眼于未来一年乃至更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仍有待厘清,凝聚共识。
  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成功地稳定经济增长,指引中国率先复苏,既取决于“4万亿”方案本身的落实,还取决于政策调整能否适应形势的变化,着眼于“4万亿”之后的下一步,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反复。从最坏的可能出发,向最好的结果努力。
  对于此次近百年不遇的
金融危机,不可简单看作世界经济正常的周期性波动。每一次危机的发生都有其特殊性。此次全球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结构失衡。
  此次
金融危机导火索为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而导致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则是美国的过度负债和消费、美元泛滥、华尔街道德崩盘,以及政府监管失责。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造成冲击,而且使尚处金融抑制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亦遭受冲及。金融危机通过资本外逃和外需萎缩的双重传递,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无法置身事外,而且蒙受了自身无力承担的“次生灾害”。
  无疑,就金融危机的起源而言,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应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国际分工的格局重整,国际
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使得一国的经济政策失误,很容易演变为贸易伙伴的双重失衡,以至于世界经济繁华尽失、万户萧疏。
  由于危机深植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也难以在短期内自救,也使得各国经济复苏不仅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刺激政策执行情况,还有赖于各国对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能否达成共识。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调整之路漫长,特别是新的经济增长点难觅,想通过刺激方案将消费抬升到过去畸高的水平极不现实,这必然使新兴经济体外需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对于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而言,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万勿存危机过后好日子照过的幻想,而是要在转变增长方式上扎扎实实地有所作为。
    重读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应该说,对于次贷危机的警惕,中国政府当时已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但是,过去一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大冷大热之变化,一方面说明危机恶化程度远超人们预料,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预见性、灵活性和针对性上,尚有明显的改进之处。这提醒我们,任何宏观政策的出台,不仅要看到短期的效果所在,更要看清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自身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自去年11月初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以来,全球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个月的时间里罕见地两次下调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2008年10月的3%,调低至11月的2.2%,再到今年1月的0.5%。如果应验,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甚至有机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经济下滑的幅度直追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水平。
  鉴于世界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艰巨挑战,其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依然存在。过去两周,主要股指持续调整,纷纷跌破前期低点,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度创下12年来新低,日本股市接近26年来低点。在东欧,因资本外逃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本币大幅贬值,一些国家很可能无法按时偿还外债,危机爆发苗头日显。在中东,曾被视为财富象征的迪拜酋长国也出现债务危机,不得不靠阿联酋联邦政府担保融资。在发达国家,资本金问题依然困扰商业银行生存环境。“去杠杆化”过程的继续,一方面导致银行惜贷,难以启动消费;一方面导致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回流,为世界经济增添新的危机隐患。此外,有形或无形贸易保护主义的潜在威胁,更让世界经济充满未知数。
    对中国而言,刺激经济最有效、最安全的政策当属“反失衡”。以美国经济总量之大,美国一日不稳定,全球经济难言见底。缓解中国面临的结构性失衡,可以帮助中国与美国经济在可能范围内“脱钩”,这是可持续复苏的关键。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源于内部结构失调,如若没有切实解决方案,在全球经济大调整背景下,反周期政策只能维持经济短暂的反弹。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原则,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基本定调:必须把握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这一全局性的把握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仍需细化的、可操作的和有重点的政策措施配套,才能形成稳定经济的合力,提振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
  应当明确指出,扩内需的重点在于“以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以消费带动经济复苏”。在众多行业振兴规划中,中国最需要一个消费振兴计划,其目标是通过逐步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为此,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开放服务业,推动税收和户籍制度改革,甚至向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
  可以看到,与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政策选择的空间更大。美国的结构性问题是“高消费,低储蓄”,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是“去杠杆化”,但这显然会导致美国经济进一步收缩;中国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们需要降低储蓄,鼓励消费,这与刺激经济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中国不但有条件提前复苏,还有条件防止经济增长的反复。
  在当下稳定成为大局之时,如何在短期“保增长”的同时,着眼于经济复苏的质量,需要“两会”代表委员达成共识,并促成政策实施。对此,我们当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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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

现任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莫尼塔董事长、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沈明高先生还曾任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主管、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曾于2005-2008年任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市场研究部总监。2002-2005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任副教授。2000-200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1988-1994年,曾分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他于2001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5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政策硕士。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硕士,1985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

版面编辑:冯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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