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初的一个下午,暖冬的阳光下,杂志的几位编辑、记者前往探望著名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
杨绛满头短发皆白,都向后梳去,用黑色细齿状发卡别住,露出额头;讲话一如其文,徐徐道来。主编介绍了杂志的主要栏目和内容。问起平时是不是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杨绛摇摇头:“我什么都不懂,但有时候也看一看。”
话题从财经转到了反腐败。杨绛表情凝重了起来,她直点头:“这很重要,很重要,你看每年有几十亿几十亿都逃到国外去了。”
这些话题一定很触动杨绛。她讲起自己家里的保姆在河南老家的遭遇,几千元钱买一个“准生证”,生下来再罚。“你们听过这样的事情吗?”
她觉得不平,但仍然无损仪容,轻声慢语。
紧接着,杨绛又说:“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一项——利息税。”
“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老百姓存钱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要与民争利呢?唉,现在的事情啊。我自己倒是不在乎的,反正我穿得也很随便,吃得也很随便,花不了几个钱。稿费都已经捐掉了,还没有发就捐掉了。但是老百姓太辛苦了。”
杨绛的感慨,当场形成了的一个新闻选题。记者经过采访调查,在2004年第24期上刊出了《负利率时代质疑利息税》一文,对中国的利息税征收的背景、目前征收利息税不合理的原因以及利息税并未取得“杀富济贫”的效果等,逐一进行了分析,并引述部分专家的意见,主张取消利息税。
杨绛先生看到这期杂志后十分欣慰,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最终促成利息税的取消,使百姓真正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