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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创新生态的关键在于制度和政策

2016年09月20日 15:24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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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支持退税或者采取其他策略,通过设计制度或者环境提高效率。我们希望每花一美元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回报,不然,政府就是在浪费有限资源

     Mark Schankerman |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我想介绍一下如何通过加强生态系统建设促进创新。在美国等地方,消费者也愿意买到便宜的商品,但是希望生产的国家支持知识产权保护。自始美国的创始人就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美国宪法有一个条款,必须要建立专利保护,他们了解这一点,但是,实际的行动是到后来才采取的。

  还要强调一点,知识产权非常重要,比如版权或者商标等,的确很重要,可以推进新技术发展,以及新思想的发展。要成为创新国家,不但需要更多的专利保护系统,或者说强有力的执法,还需要更广泛的制度、政策环境,我称之为创新生态。如此,才能够以创新驱动发展。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需求都一样,每个国家采取的道路也不一样,具体的制度或者说是政策,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会有自己特色的制定。但是的确有一些共通点,对于所有国家都是重要的,我想在这里强调这些共通点。

  首先,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形态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基本情况。能否成功转型并不是必然的,取决于制度和政策,以及激励制度,是否政府有足够智慧允许私营产业、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如果说不能做到,转型可能就会失败。

  我提5—6个关键点。首先是金融市场,融资市场。创新是提供风险投资,但是仅仅用钱解决是不够的,即便是由政府支持,占有GDP近10%的风险投资,也不能彻底解决创新问题,因为真正需要的是高效的资本和资金分配措施,通过VC和银行配置资源,必须是有效的,能够支持相应的一些项目。与此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吸取不成功项目的经验,有些可能纸面看上去很好的计划,未必就能够成功。所以,风险资本即便是撤出一些投资,并不是意味这就失败了,而是风险投资本身的一个必要过程。

  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VC风投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使用不同的机制。他们以绩效为基础的目标来做约束,比如,要达成某些目标,如果没达到,投资就没了。风投是分几期,每一期都有自己精确的定义,到期就切掉资金来源,合同都有规定,可以实行硬预算指标的约束。

  他们也有自己的投资人,他们和PE一起合作,VC公司也需要向他们的股东显示他们的业绩是好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能够有成功的退出机制,比如上市就能够退出。

  或者,大公司收购小的成功创新公司,实现这一点,就面临两个关键点。首先,合同必须是能够执行的,如果合同没有办法有效执行,整个过程就不能生效。第二,必须有一个市场,在市场中,VC公司能够买下投资的创投公司,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鼓励创新和技术的公司。这样的市场与产品市场或者劳动力市场相比,有同样重要性,如何设计,或者说帮助这样的市场发展,也非常重要。

  关于第二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学技术的转换。现在的创新过程,大学都是一些主要的创新来源,比如在医药生物或者软件方面,还有环保,绿色技术方面。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创新顺利市场化或者商业化,如何传播。如果不这样,教授们发表论文就可以了,但是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需要技术转化。

  美国有一段成功的历史,1984年以前,大学对自己的创新没有所有权,是由联邦政府拥有,因为大部分研发资金都来自联邦政府。为了对这些技术商业化,就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大家知道,一旦涉及到批准程序,就只能说“老天保佑”了,效率非常低。1984年之前,像MIT、维斯康辛大学的确做了一些成功的商业化,但不是所有大学都如此。在此之后,所有大学都建立了技术转化中心,这也是1984年的法律所规定,不但把创新所有权转移给大学,他们不再需要部门批准,而且法律还要求大学把得到的回报和研究员分享,没有规定要分享多少,但是必须要分享。

  研究发现,这样的激励非常有效果,比如特许权费的分享,能够提升技术转移绩效,以及创新最终的成果。在中国,所有权必须要被转化。上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也有一些进步,不过,进展是有限的。

  中国大学的研发经费近年有爆发式的增长,比如说“985”计划。大学的专利数量也有了较大增加,从2000年的13000多件增长到了29000多件。在这些专利中,大部分都只是存在于中国,而不是在国际上申请专利,这些专利的质量是比较低的。即便是领先的大学,比方清华大学,也是落在后面的。当然,他们的科研能力还是非常先进,但是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被转化成创新。2002年,清华大学和私营公司有9个许可证合同,每100个人中就有9个合同。美国排在前十的科研机构,不一定有清华那么好,他们的数字是17个合同,每百人超过了一倍。

  所以,首先,要确保所有权真正转移给大学,而且是落到实践中,而不仅停留在纸面。第二,双方教职工也要了解,我们需要正式的契约,与教职工或者研究员分享利益,不能模模糊糊说到时候给你一点什么好处。如果自己不会这样做生意的话,就应该与教职工以契约方式确定收益分享。

  还有一点很重要,中国因为落在后面,所以有机会跨越式发展,不去重复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曾经犯错下的错误。

  大学的技术转移是一种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但是,结构方式又很特殊。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我看到过的都是这样。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许可办公室,如果教职工或者研究员想要商业化自己的成果,就要通过自己大学的许可办公室。如果说这个办公室做得不好,那你就倒霉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每个大学都像一个孤岛,自己垄断着自己的技术,有没有其他行业是这样一种结构?没有。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一种结构。只有加拿大和日本,在很有限的程度内实现了我所说的,所以,如果中国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就会是一个领先者。首先,应该引入一定竞争到转化的过程。不然,如果只是在大学,技术研究很好,转化过程很差,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怎么去做,一起来动脑筋。

  其次,需要做的就是合并。比方在美国,通常办公室人员是五个,以前是一个或者三个,都是非常小的办公室。比如,跨越不同的技术领域,比如中国生物技术或者湖北省级技术转移中心等,要打破孤岛,西方国家也会朝合并方向迈进。

  另外两个方面,政府要支持退税或者采取其他策略,通过设计制度或者环境提高效率。我们希望每花一美元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回报,不然,政府就是在浪费有限资源,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纳税人,如果浪费,就会带来一系列不好后果。在制定支持政策时,获益公司必须能够提升活动性,因为他们已经有RND经费,还有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再给钱,等于是在浪费,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做。所以,支持资金应该是投入到边际上。怎么做?要对标,比如,每个公司的前三年的平均RND经费是多少,只有在超出前三年平均研发经费的边际资金上,才能够获得退税政策。

  另外一点,要支持创新或者是研发,或者是研发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会有非常强的外部效应,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没有得到多少益处。如果企业没有得到好处的话,他们就不愿意做,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在其中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也不要轻易做。

  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提供补贴不是为RND提供补贴,经济学家研究之后认为这些专利的质量非常低,所以提供补贴是错的。对于补贴而言,并没有真正创造更大的效益,这样的补贴是浪费的,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不能产生任何成果的。

  最后与大家分享两件事。我认为还有三个领域非常重要,我称其为熊彼特动态机制。它指的是相应的政策能够鼓励新的小企业进入和退出。我了解,每年大概10%左右的小企业都会失败,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如果不能退出的话,就不会有新的小企业进来。如果失败,可能就没有办法退出。如果不能解聘工人,也不会有新的企业进来,世界各国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希望有鼓励政策进入和退出。

  首先,要有破产法。不想要破产法是因为不希望它太过于严格,没有人愿意真正退出。我不知道中国的破产法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证据表明,美国一些州有非常严格的破产法规定,如果有非常多的对债权人非常友好、但是对债务人非常不友好的条款,实际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于劳动力的招聘和解雇,原则也是灵活性的,当然不一定像美国那么灵活。因为美国是非常灵活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就不那么讲究人道或者人性,但是必须要找到平衡,我看了一下中国相应法律规定,也是比较严格,当然,并不是最严格,还是有改进空间。

  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所谓非竞争条款,如果你离开我的公司,不能为竞争对手工作。在美国一般会有两年的锁定期,中国也有类似规定,六七年前,中国公布了一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作出了解释,也是两年的锁定时间。唯一区别在于,中国违反了竞业限制条款,就要支付30%—40%的工资,而这就限制了想法的循环和沟通。如果你为我工作,然后离开,但是两年内不能在同一个行业从业,那你的想法就没有办法传播了。

  在加利福尼亚,尤其是历史的原因,加利福尼亚规定不能有这样的合同。硅谷就位于加利福尼亚。不仅如此,这里还有非常强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在洛杉矶有非常强有力的软件公司。很多研究证明,加利福尼亚在这些方面表现的更好,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这些限制性的合同,所以,想法能够传播,知识也能够外溢。我认为中国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法律方面的合约规定。

  技术的市场要存在,要有创新的市场,能够销售或营销公司专利,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又被叫做纵向专业化。大家思考一下,比如,生物科技,在1970年代之前,从起点到终端,很多工作都是这些公司自己研究,做监管,做商业化、市场化,一切都是自己做。但是,生物科技出现之后,使得整个行业有了革命性变化。生物科技公司能够提出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提出新的想法,但是却没有能力做监管,或者做市场,或者在世界各国销售产品。所以,他们自然就把一些想法提交给其他公司,可以通过授权方式,或者是卖给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市场,一切都没有办法发生。所以,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有很多的新技术都是这种类型的技术,我们要考虑一下应该怎么去做。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专利法和专利办公室的问题。我想与大家传达的唯一信息是什么呢?对于专利局的工作来说,并不只是发专利而已。如果在美国与专利办公室的人谈一下,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毫无疑问的说发专利就是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是错的,专利局的工作实际上发的专利都是合格的专利,他们还需要强有力的去拒绝那些并不合格专利。在美国,也有垃圾专利问题,有些人会说垃圾专利的数量达到75%。最终,知识产权并没有办法得到有力的执行,就像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一个有力的法院。所以,在专利局,筛选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只是在幕后,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工作非常重要,否则,知识产权就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创造和促进创新的生态系统并不容易,而且也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实现,必须要有耐心。在历史上中国政府是有耐心的,我不知道现在了。这一过程需要建立正确的体制,正确的政策,在私人领域,要能够建立起对这些政策的信心。而且,还要确保这些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如此,就能进一步促进公司信心,愿意投资、愿意承担风险,愿意快速应对周围环境变化。这对创新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而且都是内生的,对成功和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的规划或者政府的政策,必须要有能力,要有决心愿意去做,必须有正确的体制和创新的生态系统,而且,必须要实施这个生态系统。除此之外,必须要有个人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进而才能为所有人带来经济的进步。

  本文系作者在2016年9月12日由《比较》、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主办的“知识产权与创新论坛”上的发言,财新网编辑,未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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