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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波:案子错了,精神损害赔偿不能再错

2017年02月20日 15:38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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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可能顾及家属会不会闹、领导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是非正当因素,不应该被考量。恰恰在很多案件中,这些因素被过度考量,甚至被确定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主要标准

  【财新网】/意见领袖(记者 单玉晓 周东旭)背景: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推进和冤假错案平反力度的增强,国家赔偿成为后续亟待跟进的举措。除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冤假错案,中央出台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还要求“积极稳妥地甄别、纠正一批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错案纠正的广度和深度可能进一步延展,对国家赔偿制度也提出新的要求。

  根据《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一般包括行政赔偿、刑事赔偿,支付赔偿金是国家赔偿的主要方式。中国国家赔偿坚持法定赔偿原则,对于不同的侵害行为,比如,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国家赔偿法有不同的赔偿计算方式。另外,国家赔偿法还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性质,注重安抚。比如,张氏叔侄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5万元,蒙冤入狱13年巧家保姆钱仁凤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呼格吉勒图案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2515555.50元,最后获赔100万元。根据最高法院出台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由于标准不清、数额差异明显等原因,这一制度在具体个案中也遇到不少争议。

  【意见领袖观点】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教授在近期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国家赔偿在整个赔偿制度体系当中处在补充地位,而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体系当中又是补充地位,所以可以称得上是补充之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或者没有给予一个恰当的地位。”

  王敬波还注意到,目前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很多案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是,非正当因素被过度考量,而正当因素反倒被忽视甚至漠视。“比如,赔偿可能会顾及家属会不会闹、领导的关注、社会舆论压力等等,这些都是非正当因素,不应该被考量。但恰恰在很多案件中这些因素被过度考量,甚至被确定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主要标准。”

  所以,进一步细化赔偿的考量范围,避免因为案件赔偿的轻重给当事人造成新的伤害,损害国家的司法公正,很有必要。王敬波归纳,第一,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的状况是最高法院确立精神损害赔偿金列举的标准,属于基础性的标准。其中就涉及羁押期限,有的地方法院围绕羁押期限设定了一些内部参考标准,没有对外公开。还有生命健康,比如在羁押期间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刑讯逼供等,这是人身伤害本身延伸出来的一个因素,是具有直接相关性的因素。

  第二,对家人的影响,虽没有直接相关性,但是具有高度关联因素,也应该考量。比如,有的人因此妻离子散,有的人因此造成父母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等等。也有人因为羁押没能够赶上父母去世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其实都是高度关联的考量因素。再比如,孩子丧失高考机会或者很严重很明显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前途等等,都是高度关联性的考量因素。

  第三,社会影响,比如案件造成广泛的社会不良影响,而社会不良影响又涉及到对个人名誉所造成损害的影响范围、程度,等等。其中,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不同人的社会地位有落差。社会地位目前属于比较远的关联因素。

  第四,无罪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无罪结果都一样,应该一视同仁。另有一种观点则具体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无罪。王敬波认同第二种看法,比如存疑无罪还是根本不构成犯罪,还是该人根本就没有实施指控的行为,应该作为考量因素。

  “围绕不同的方面,每个案子又是千变万化的,无法与金钱完全划等号。”王敬波说,精神损害赔偿的地位应该向更高的层次提升,或者从法理上给精神损害赔偿金更高的法律地位。同时,应该明示一些考量因素,同时摒弃一些不正当的考量因素,“其中很多可能是暗补,暗补是没法摆到桌面的。即便是明补,也有一些受不正当因素考量,应该摒弃一些不正当因素的考量。”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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