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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光绍:如何提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能力

2017年05月19日 12:50 来源于 财新网 | 标签:全球化新征程:“一带一路”上的融通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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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麦肯锡的统计,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67%以失败告终,失败原因可归结为:投前战略不清,缺乏明确目标,项目搜寻成效不佳;投中缺乏执行力,尽职调查不足,未能识别风险;投后文化管理冲突较为突出,整合困难重重
资料图:屠光绍 东方IC

  屠光绍︱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近年在保持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可以确定,“中国因素”是未来全球投资领域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需要深度探究海外投资并购的成功之道,剖析失败项目,应对在海外投资并购中面临的重重挑战和困难,形成更为系统、有效的海外并购战略。中国企业要提升海外投资并购的能力,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研究,明确企业海外战略,加强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应当与“中国因素”紧密结合,海外投资战略的核心是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互动。同时,国家和政府在相关政策服务方面也需要进行相应配套。我们认为,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如何看待近年来海外投资并购的快速增长

  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了38%,达1.76万亿美元。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的跨国并购金额达7210亿美元,这是2015全球FDI强劲反弹的主要动力。在大规模海外并购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的主要外资来源国。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和保险)额达1701亿美元,吸引外资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和保险)实际额1260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吸引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近年来世界及中国海外投资并购高速增长这种现象?

  首先,海外投资并购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按照国际投资理论,人均GDP超过4500美元后,对外投资将超过吸引外资数量。纵观世界经济大国或强国,无论是英国、美国、日本,在其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无一不伴随着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比如,美国在“二战”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迅疾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国。日本在20世纪五十年代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战略,随之带来了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到七十年代时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之,日本开始逐步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从七十年代开始,在政府主导下以“雁行理论”为支撑在实行国内产业转移、对外进行投资的战略,令其海外投资急遽增加。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这20年间,日本海外投资热浪陡起,创造了资本和技术输出的奇迹,并以其强大的实力问鼎世界各地区几乎所有经济领域。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对外投资快速增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光大证券的研究指出,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年化增速高达43%。国家外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趋向平衡。商务部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越了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对外直接投资元年。

  其次,海外投资并购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进程。

  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发展路径比较相似,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初期主要是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迅速上升,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更是迅猛发展,迄今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与此同时,中国长期保持着吸引外资大国的地位。吸引外资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海外投资也在快速增加,《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全球流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9.9%,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可以说,中国正在从贸易大国和吸引外资大国逐步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这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进程之一。

  再次,海外投资并购是中国产业、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越来越大。受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环境压力等因素影响,中国的企业也在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海外投资并购对中国产业升级、产能输出和企业发展无疑是一条重要选择。从2010年开始,国家相关部门修改了对外投资审批办法,放宽了对外投资的限制,提高了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尤其是2012年6月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在数量和金额方面突飞猛进,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框架需要交通网、信息网、金融网及各种各样的网络实现互联互通,不仅能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由于投资空间很大,将促使更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海外投资并购是全球范围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

  当前,新一轮的技术革新、产品创新、消费升级等正在全球不断催生新的行业和业态,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互联网等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与创新相关的投资活动持续升温,蕴藏着很多潜在投资机会。同时,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面临更新换代以支持其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投资需求巨大。因此,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必然会为海外投资并购带来大量新的投资机会。反过来,海外投资并购的增加也会推动国内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如何把握海外投资并购的战略定位

  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将延续从金融危机中调整修复的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将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主要国家“在合作中相互竞争,在竞争中彼此合作”的特征会日益突出,投资保护和规则竞争将趋于激烈。新形势下,必须牢牢把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战略定位,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外投资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增强海外投资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首先,要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近年来,中央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以绿色、环保、可持续为目标,着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应当服从国家的这一战略要求,根据新的发展方式的需要,在标的物的选择上紧密结合国内产业发展需求,寻求高科技、新能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方面的机会和投资,争取做到“走出去,引进来”,为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作出贡献。

  其次,要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内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消费升级正激发巨大的市场潜能,这些都会带来大量优质的投资合作机会。同时,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比较优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削弱,国家角色正由“世界工厂”向“全球投资者”转型。中央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重大倡议,将激发相关区域的商业潜力,为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创造更为优越的内外部政策环境,提供大量项目合作机会。因此,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资并购时应当遵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目标,结合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央“一带一路”倡议等,有针对性地选择标的物,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实现自身发展。

  最后,要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海外投资并购一方面可以帮助国内企业实现全球布局,助推国内产业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中国适用技术、标准、产能“走出去”。需要明确的是,企业参与海外并购不是为了简单扩大规模,追求面子上的国际化,而是要真正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树立企业的国际品牌和影响力。近些年,以中国高铁、核电站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持续提速,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商业化程度明显上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迅速提升,令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如何应对当前海外投资并购面临的外部挑战

  外部挑战的具体表现

  一是安全审查。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借助国家立法对外来投资进行审查。目前世界上采取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典型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比如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颁布了《外国投资与安全法》,扩大了政府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外国企业审查范围和管理权限,提高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大大改变了美国政府对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态度。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作用的扩大,导致美国对外资进入实施更多的行政干预。

  由于国家安全审查普遍存在相关法律概念不明、界定模糊、标准缺失等特点,被投资国审查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享有很大的执法弹性空间,方便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外商投资。可以说,国家安全审查是投资保护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二是反垄断审查。比如,欧盟的反垄断审查主要依据《欧盟运作条约》第101条,即“禁止‘卡特尔’条款”。其规定实际或潜在市场竞争者之间任何形式的合作,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只要其有限制竞争的目的,或将产生限制竞争的结果,都将被禁止。反垄断调查可由欧盟委员会或国内竞争主管机构依职权主动发起,也可根据第三方申诉或宽恕程序启动。针对调查程序的启动,欧盟委员会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针对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该条款还列出了“非穷尽式清单”,具体包括价格固定、市场分割、产量限制和战略信息交换等。

  三是法律监管和商业环境。海外投资并购要面临比国内复杂得多的法律监管和商业环境,投后管理难度非常大,多数企业都会面临经营困难。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中国对欧盟境外投资报告》指出,来自于法律监管和商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使得近八成在欧盟进行投资的企业遇到经营方面的困难。比如,欧盟属于发达地区,法律制度较为完善,重视按照规则办事,对劳工、环保和税收问题尤为重视。这令其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工作时间配合度要求较高。同时,在会计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都给海外投资并购带来很大的挑战。此外,投资目标国国内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往往会使得排外主义势力抬头,令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成为某个政治派别攻击的对象。

  当前面临外部挑战的原因分析

  一是保护主义抬头。20世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资本输入国。而且,为了吸引外资,发展中国家会专门提供各种投资优惠和便利。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逐步提高,海外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也在逐步增强,引发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有研究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会歧视性区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会更多地采用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加上不少国家国内政治有右倾化的趋势,各国都在不断增加限制性措施和规定,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保护主义有进一步抬头的迹象。

  二是全球投资政策缺乏协调性,同时国际投资体制不断碎片化。从各国的外资政策看,大多数新的投资政策都致力于推动开放和促进投资,2015年,85%新出台的政策措施旨在扩大开放、促进投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但在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目前的国际投资体制由3300多个双边及区域投资协定组成,这一体系十分庞大复杂,且充满重叠和不一致性,如果按目前的模式,全球仍需要签订12000多个双边协定,才能涵盖所有的双边投资关系。国际投资体制的碎片化导致全球投资政策难以统一,也直接影响了海外投资并购的发展。

  三是国内政治斗争外溢化。一些国家的商业利益团体会以国家安全的幌子保护自己所代表的行业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阻碍外来者。典型的如中兴、华为等在美国电信领域的投资就受到行业竞争对手思科的攻击。一些国家的国会议员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往往会对海外投资并购进行各种危言耸听的诋毁,从而影响投资并购项目的实施。例如,2000年时有美国的国会议员要求专门审查鞍钢集团对美国的投资项目。同时,还有部分鹰派人士要求收紧外资审查标准,将基于国家安全的审查机制扩大为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审查机制。这些国内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的外溢化往往会使海外投资并购成为牺牲品。

  四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引发发达经济体的担忧。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并购的能力和意愿都在迅速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加上新兴经济体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普遍对企业辅以大量财政、信贷、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担忧和阻挠。中国的快速崛起和部分企业的国有属性,导致美、澳等相关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日益敏感,特别关注是否有政府背景、是否妨碍竞争对手发展或导致垄断、是否影响其国家安全等,甚至在审查中给予中国资本不公平的对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外国政府和公众认为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而且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动机、经营理念存在误解;二是由于中国企业缺乏“走出去”的经验,不善于与国外政府、媒体和公众打交道,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14年审查案件数量达147起,其中涉及中国投资的有24起,连续三年名列榜首。美国的安全审查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量企业并购以失败而告终。

  如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从国家层面而言:一是积极推进经济外交,建立互信,寻求共赢。通过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等类似的双边高层对话平台,主动表达中国关切,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海外投资利用安全审查等机制设置障碍的行为发表中国声音。坚持对外投资互利共赢原则,打造利益共同体,增进战略互信,为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二是主动作为,推动构建促进对外投资并购的新途径。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适应新型全球化的诉求,为区域合作践行了新的理念。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可拓展对外投资新途径。三是加强正面宣传,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国家外交部门和国家外宣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对外交往的平台、媒体、会议等,着力宣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为被投资国在就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四是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建立相应的多边国际投资协定,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如在杭州G20峰会上,中国发起倡导全球多边投资指导规则,就是这方面的实质努力和创新性举措。

  从企业自身层面而言:一是要明晰被投资国核心关切,努力实现“双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要注意与当地企业合作,遵守当地法律,明白被投资国核心关切,谨慎对待被当地监管部门列为“敏感”的行业,从并购为主向绿地投资转变,减少有损企业声誉和形象的行为。二是逐步完善企业现代化治理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时,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个重要考察因素是其作为一个商业化主体是否独立于国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一定要把握好国外安全审查法律的脉络和关键点,按照其制定的游戏规则,完善企业现代化治理机制,既有利于通过安全审查,也有助于长期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创新投资方式,寻找合适的当地合作方。跨境投资并购不仅要求理解目的国规则,也存在跨国整合难题。通过发掘合适的当地合作团队,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快地适应不同规则和文化环境,增强团队“干中学”的速度,从而更有效地实现投资并购目标。四是增强企业游说和媒体公关能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要善于学习和掌握被投资国的游戏规则,如美国依靠国会游说在该国就是一种普遍有效的进行利益诉求的游戏规则。媒体舆论的引导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此外,还应该积极发挥各种民间和社会力量,利用各种资源、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化解和消除各种障碍,形成合力。

  如何提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能力

  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仅有13%盈利可观,24%处于持平和亏损状态。波士顿咨询报告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完成率为67%,低于日本的75%、西欧的84%和美国的85%。另据麦肯锡的统计,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67%以失败告终,失败原因可归结为:投前战略不清,缺乏明确目标,项目搜寻成效不佳;投中缺乏执行力,尽职调查不足,未能识别风险;投后文化管理冲突较为突出,整合困难重重。因此,有必要深度探究海外投资并购的成功之道,剖析失败项目,以形成更为系统、有效的海外并购战略。

  企业自身方面

  一是战略清晰,定位明确。从投前并购战略角度看,一些企业在并购前缺乏明确的并购路线,盲目选择并购标的,忽略长期战略目标。只注重并购的短期利益,不仅使企业的并购战略无法实现,还影响了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模糊了长远的发展方向。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对外投资合作重大部署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根据公司远景和战略,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梳理企业海外并购的优先发展领域,制定清晰的海外投资战略。

  二是坚持研究驱动和价值创造。一项成功的投资离不开扎实的研究和积累,必须坚持研究驱动的投资理念。特别是并购业务不仅要对国别、行业、企业有深刻理解和长期跟踪,更对投后价值提升和价值创造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中国企业不应为了并购而并购,而应在研究驱动的前提下,发挥在价值创造中的优势。

  三是提升投中尽调和投后整合能力。投后整合管理是并购环节中的最大难点。并购界有一个“七七定律”,即70%的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其中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跨国的文化差异与碰撞是整合最大的障碍之一。在投后管理阶段,由于整合规划不充分,治理结构不清晰,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文化差异妨碍执行,极有可能造成并购失败。

  四是坚持人才为本。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并购方面发展迅猛,市场上对既懂中国、又具备国际投资经验的人才团队需求空前高涨。人才是直投企业最重要的资本,构建对优秀人才具备较强吸引力的激励机制是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海外投资并购业务的高度专业化和项目的个性化特征对人才的质量和规模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说,具备专业人才是完成一个成功的投资并购的基本条件。

  政府配套政策和服务方面

  一是应加强对海外投资工作的多方位支持。针对“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项目特点,进一步创新支持方式,在金融、财税、考核、服务保障等环节打造多元化的海外投资支持体系。

  二是进一步整合资金和政策资源,推动中资机构合作协同。强化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引导,减少可能存在的内部无序竞争,尽量少交学费。同时,统筹协调各路合作资金和各主管部门出台的鼓励政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三是提高被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的参与度。建议相关企业在股权、融资、采购、人力资源等层面提高与被投资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深度,共担投资风险,共享长期受益。

  四是加强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构建风险共担机制。加强对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从风险识别和预警、危机应对、投资保险、海外索偿等多个环节全面构建风险共担机制。

  本文原刊于《当代金融家》杂志,原标题为《屠光绍: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提升海外投资并购能力》,中投研究院的陈超和邵亚楼参与了本文的形成过程,经授权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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