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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如何给增长放缓开药方

2017年09月19日 13:55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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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口收缩老化、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房地产财富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占GDP分配比例较低,综合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
资料图: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视觉中国

  文|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当研究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把一些简单表面的数据与东亚一些国家相比,还要分析其结构转型的特殊性,比如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动,人口流动和迁移轨迹,土地和房屋体制,这些特殊的体制在其经济运行中,会使居民收入、消费与生产能力的增长发生什么样的扭曲效应。经济学家应当用数据说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真正的问题找出来,出台靠谱的政策和改革等措施,把问题加以解决,使国民经济能够回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跨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就国内看,从“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向多种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向智能信息经济和城乡互联网的社会转变;由于发展的水平不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是梯级的。就对外关系看,有大国之间的竞争,有复杂的周边关系,有投资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化的矛盾,有一些地区金融动荡等向全球经济体系的传导。我们处在一个技术进步和快速发展最好的时代,也处于不确定性、风险等问题最多和最复杂的时期。

  一部分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发展、金融稳定、世界经济等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其一个主要的职责,如同医生给病人听诊开方一样,是对一个经济体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治疗的方案。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其责任和使命就是分析症结、拿出方案、解决问题和经世济民。

  一个经济体发生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有其结构、历史、体制等等的原因,许多问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家首要的任务是,把发生问题内在和深层次的机理研究清楚,否则无法对症开方。因此,在中国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需要的是问题导向,不免要去探讨如计划生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产权界定和保护、供养规模、宏观和企业税费负担、国企效率、收入分配差距等等这样的一些热点话题。计划生育决定了人口增长速度、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变动,而它们又是劳动力供给和消费需求变化的自变量;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迁移人口能不能退出和获得财产性收益,影响着农业土地能不能规模化经营;户籍制度是不是妨碍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和配置,如果严重影响,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程度不同的损失;产权是不是清晰和能不能得到保护,决定人们创业投资的心理和行为方面,是有恒产有恒心,还是无恒产而无恒心;私人产权是不是有连续性和有安全保障,也影响着国内民间资金是不是向外转移,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影响民营经济投资积极性,影响币值的稳定;技术知识产权能不能有股份激励、顺畅交易和受到保护,影响着创新的动力大小和技术能不能产业化;财政供养规模是不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供养的结构中是不是行政社团工作效率太低、管制审批设置太多、人员机构庞大,使税费负担沉重而抑制创业、投资和经营的活力;而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的划拨土地、低价利息,有垄断位势,但是,也存在着大量的浪费腐败、呆账坏账、僵尸企业、效率低下,也对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形成了挤压和挤出格局;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其差距的大小,有向国民经济传导不同程度生产过剩的效应,等等。如果不面对、不触及和不探讨这样一些热点但又是症结性的问题,对其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那么,一个经济学家怎么能够将中国的经济问题分析透彻呢?又怎么能够根据自己较为靠谱的听诊和判断,开出有针对性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从2007年GDP增长率最高的14.2%降低到2016年6.7%的长达9年的下行,试图努力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给出一个基本靠谱的解释。

  首先,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国从2008年开始的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最基础的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结构老化。实际上,读凯恩斯的论著,其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的列举,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人口因素的变动。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对人口生育实行了计划管制;与少部分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大陆实行了力度很大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并且时间要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长得多。这样对经济活动的基础——人口进行的特殊的强力干预,不可能不对长期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强烈的下行影响。本书中,不但提出了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影响20年后经济增长率定律,也给出了相互因果决定的内在机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能力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资本替代劳动而解决,实际上人口收缩影响经济增长的是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萎缩,导致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且人口增长长期下行和收缩,发生的是不断相对收缩的消费需求,要求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进行出清,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进行平衡。从年增量看,2007年比2006年增加了757万劳动年龄人口,当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7572元,国民经济总消费为100048亿元,每一劳动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3282元。若假定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率为5%,则2007年新增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005亿元,为总消费规模的近1%;而2015年劳动力人口减少487万,当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97元,国民经济总消费为266635亿元,每一劳动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34426元。减去的劳动力人口假定有5%的失业率,当年损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1594亿元,占当年总消费额的0.6%。而且中国在1985—2007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计算,2016—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将进一步下降到-0.4%。也就是说,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时,有支付能力需求处于扩张阶段;而当经济主力人口负增长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将处于收缩阶段。长期经济增长下行的基础性原因,是由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而不断收缩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与以往生产能力不断的滞后出清形成矛盾,因人口长期收缩而形成了长期收缩型的国民经济。

  其次,一个国家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转型时,人口较为自由的流动和迁移,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而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城市中对新进入人口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歧视,农村土地产权复杂和市场被管制,农民得不到财产性收益和城市中房价太高,实际上人口城市化形成了“青出老回、在城漂泊”的不能市民化的场景,户籍城市化水平2016年只有41.2%,与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真正市民化了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滞后和扭曲了33.8个百分点。人口流动管制造成的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形成了巨额的消费塌陷,由于人口迁移受阻,应该为城市市民而还在农村的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 35193亿元,由于户籍管制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常住居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6353亿元,两项共计消费需求损失51546亿元,占当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316亿元的15.51%。而且,时间越长,积累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越多,消费需求能力塌陷的规模就越大。

  再次,我们认为,如前所述,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上流动机制,资本和技术的分配率越来越强,但资本技术所有者收入的投资边际率是高的,但低收入者的投资边际率相对较低,收入增长的幅度相对较慢,导致下一个过程中,生产能力创造的比较多,但消费品消耗不掉,收入分配向上流动集中传导,极易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和经济衰退。中国特殊的土地和住宅等体制,由于对农村土地产权和市场的管制,城市用地从农村低价转移,而城市土地的市场又是行政寡头垄断、“饥饿供地”、央行放出货币、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等方面互动,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财富和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消费能力的不足,传导了生产过剩,特别是居住性住宅的严重过剩。而且,房地产投资的高利润,与实体经济的低微利润,形成了强烈的比较收益调节效应,使更多的资源从制造业等领域退出,进入房地产领域。因此,房地产造成的财富不均、收入差距和产业间比较收益扭曲,也是促使中国经济下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四,国民收入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方面,国民经济和企业税费负担太重,企业各种经营成本太高,使企业在人口等因素导致的市场萎缩情况下,转移其高成本,只得收缩其生产规模;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则说明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于企业提供的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因为从供给方面讲,一个国家的产出依靠的是创业、投资和经营,在一定的发展水平上,应当有适当的宏观税费负担,以及微观企业合适的税负率,并且企业因金融、能源、交通运输和土地市场的竞争而成本合理,才有人去创业,才有投资者去投资建设,才有企业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和政策经营,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否则,如果税费负担过重,企业融资、能源、交通、土地等成本太高,创业的人会望而却步,有钱的人就会去投资利润更高的房地产等,经营的企业就会亏损倒闭,就业的机会也就会减少。从需求方面看,国民收入中,如果居民分配的比率较高,消费需求旺盛,国民经济就不容易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当居民分配率较低时,由于政府和企业分配的较多,生产能力扩张快,而居民消费需求能力不足,结果必定是生产过剩,增长速度放慢。我们在数据和分配流程方面讨论和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第五,由于人口收缩、人口流动性被限制、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城乡由于土地住宅体制而财富及财产性收入极端拉大,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83年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2016年为44.12%。以此为基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从1982年最高时的54.46%,2010年下降为35.21%,2016年进一步下降为31.70%,比1982年降低了22.76个百分点。我们按照五年间隔,列了一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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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忽视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最近,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就提出他的看法,“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这是值得商榷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其经济学在观察国民经济结构、运行和增长时的含义是什么呢?当GDP构成用收入法和支出法两方面进行观察时,(1)从收入法看,如果居民收入占比较高或者低,意味着政府税费较低或者较高,或者政府对民生的转移支付较多或者较少;国民收入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劳动工资占GDP比例较高,资本参与程度相对较低,资本对GDP的分配比例相对也要低一些;或者反之,劳动参与率相对低,劳动工资占GDP比例低,资本参与率较高,资本分配GDP比例高。(2)从支出法看,首先要明确的是居民收入和资本收入分别是各自支出的基础,当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高时,说明国民经济中最终消费品的需求较旺盛,GDP的内容结构中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较高;而当资本所有者支出占GDP比例较高时,GDP的结构中主要是工厂和装备,以及投资性的房地产等等。(3)如果政府无论是从收入为来源,还是从借债为预算,其支出部分中,如果较多投资于公共和准公共的基础设施,其形成的GDP的内容主要是高铁、高速公路等;而如果其将支出较多用来支付教育、医疗和廉租房等民生用品时,其形成的GDP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医疗和住宅服务业和建造业。

  因此,当一个国家,其居民收入,以及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长期相对低于国际一般国民经济结构标准值时,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1)国民经济呈现为企业资本投资和政府经济建设为重型结构,这样的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情况下,其资本生产的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必须进行出口加以平衡,否则会形成严重的生产过剩。(2)GDP的生产、供给与需求,可能在投资建设领域,以及投资者之间循环。例如,住房的投资、建造和供给,按照消费居住的需要,目前已经严重过剩,但是,住宅其实是投资保值增值品,因而有较强的投资需要,加上持有几乎无税收成本,行政寡头垄断土地市场不断极端地推高地价,涨价预期很强,于是地方政府供地、房地产商拿地、央行和银行放出和贷出货币,最后大部分由投资客购买当做黄金一样保值增值用。GDP的形成在这样闭环中不断地形成,与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真实福利,几乎毫无关系。(3)甚至可以资金体系内循环,依靠利息收入,创造金融服务业的GDP,对实体经济,对于制造业发展,对创造实际的财富,也似乎没有任何意义。(4)政府的一些基建投资,建设项目也创造很多的GDP,但是,其投资转化工资率在不断地下降,建筑安装就业不能持久,或者资金来源或者为土地出让金,更多地从农村中强制征用更多的土地,转移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或者更多地来源于借债,使其债务占地方增加值的比例越来越高,使地区财政和金融状况恶化,不断地向央行转移道德风险,使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大。

  从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的连续观察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曲线和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曲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比例收缩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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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占GDP的比例,要比世界一些国家一般水平低15%左右,甚至更多。而且,从走势上看,是逐年下降的。因此,以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也比世界一些国家一般水平也低15%,甚至更多,也是一个还在下降的趋势。下面我们先是搜集了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完成工业化的地区,也观察了转型国家俄罗斯的数据,还整理了与中国目前发展水平上下差不多的墨西哥、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数据,均表明,要比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高10到4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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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以上五个方面的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变量能够简单相加,以算出它们对增长速度的总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以上四个方面相互交叉、影响和干扰,无法建立一个因素繁多、进行剥离、消除干扰的数理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但是,本书在人口生育结构和人口流动方面的因素,解释了它们的变动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从数理关系和一些数据上也试图解释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城乡居民和城市居民间财富收入不均变化,导致生产过剩和增长下行的传导机制;而宏观和微观税费负担,国民收入分配政府、企业和企业间的比例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的文献成果,我们只是将数据整理和列出。这些因素不能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投入,也不能不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需求,宏观和微观税费负担重,和因居民收入分配水平低而形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使创业、投资、建设和企业经营在利润和消费市场两个空间方面受到挤压,使国民经济产出下行。

  今天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事实是:资本越来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1)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和1.47亿,30年间萎缩了33%,2015到2025年间,21到25岁的年轻人口将收缩36%。21世纪中,10后可能会与00后持平,但是20后又会大幅度少于10后,又会再降30%左右。这样严峻的人口形势,还不会减少人口红利,从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吗?(2)人口市民化的滞后,形成了巨额错过城市化人口,加上土地和住宅体制形成的城乡财富收入向城市居民和向上流动集中,城镇户籍人口、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和农民居民之间,2016年形成收入为3.05∶1.6∶1的比例,而财产性收入的城乡比更是达到了12∶1,而城镇户籍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民居民的收入消费率分别是68∶75∶82。从2012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收缩了近2000万,其消费支出的损失规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的矛盾,已经从过去的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变成了广大居民收入水平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与技术日益进步和资本集中集聚形成的生产力,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过剩?就是因为消费人口的收缩、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口消费率较低这些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格局下,还是主要去扩大投资,而不是主要解决居民的收入过低和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并且指望出口来平衡,并不是缓解生产全面过剩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治本之策。

  经济增长由生产与分配、需求与供给等两个方面的力量推动。虽然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需求大于供给,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内供给大于需求,国民经济增长是两种状态交替变动过程中推动和实现的。长期和总体来看,经济增长的条件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如果需求长期大于供给,则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动荡;如果供给长期大于需求,则会使生产严重过剩,进入萧条,发生经济危机。目前,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下行问题出在供给方面,主要是生产过剩。本书的结论是:由于人口收缩、人口流动的被限制,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占GDP分配比率较低,实际上发生了广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跟不上技术进步、资本集中带来的生产能力日益扩张的速度的状况,人口收缩老化、市民化的城市化滞后、房地产财富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占GDP分配比例较低,综合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对于这样的消费需求不足型的国民经济下行,采取过去简单的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增加投资、扩大基建等措施就能扭转。继续通过借债、赤字和高杠杆,加大基建投资,或者依靠房地产,这样的政策主张,将严重误导中国经济的未来政策、改革和调整,会给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增长,形成灾难性后果。还是需要从供给侧入手,实行供给侧的经济政策,也配之于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并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挖掘和发挥中国经济潜在的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产不断过剩、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势态。对此我们将在下一本书——《中国:走出经济下行》中进行较为系统和逻辑的分析和论述,为国民经济走出经济下行局面,实现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做一些学者的探索。

  (作者注:这本来是一本书的一个结语,等出版后供大家阅读。但是,最近一些经济学,对经济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其政策建议,觉得还是值得商榷,故发表此文,以参与经济形势、问题、对策的讨论。)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财新网经作者授权发表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刘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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