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建峰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7年,有三个诺贝尔奖是关于人性的——生理学奖(霍尔、罗斯巴殊和扬关于生物节律的研究)、文学奖(石黑一雄直指人性渊深处的浪漫小说)、经济学奖(塞勒将认知与行为科学融入经济学的研究)。诺贝尔奖没有“哲学奖”,但今年的授奖颇有哲学意味。对“人性”的研究和思考,如此广泛地进入了评奖委员会的视野,在这人工智能化的、追求工巧机智的后现代,在这人性沉沦而物化的当下,在这充满悲剧与困惑的“后9·11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拉斯维加斯夺去数十人生命的非理性、反人性的枪声尚未消散之时,这样的授奖风格,恰如荣格所说的“共时性事件”——既像是巧合,又绝非巧合,隐隐然透露出学风与世风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