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下）

　　文|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笔者在上篇晋陕蒙调查报告中，依据农村迁移人口长期落户城市的制度路径，把城市化区分为三种类型：将发达国家那种不设制度藩篱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式的城市化。相形之下，把中国政府将特定群体和部分农区及居民划归城市的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将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视作自主城市化。

　　迄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呈现为“代际接力”的进程，其间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庄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学，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迁移劳动者及原生家庭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开支，竭尽所能投资于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的是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实现整个家族的向上社会流动。显然，他们的行动目标与整个国家的减贫目标一致。那么，消除城乡户籍居民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获得权方面的不平等，或者说消除隐性的城乡分隔，即可凭借农村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稳固的减贫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