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和投资

　　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储蓄+消费=收入。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一直因高储蓄率而闻名，国内外也有不少专家分析过去30年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我们之前分别从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探讨高储蓄率的原因，本文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的投资率相比其他国家已经偏高，为何还能在此基础上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

高投资率和贸易顺差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储蓄+消费=收入。一国储蓄是其国民生产总值中除去消费剩余的部分，因此消费低的国家储蓄必然会高。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一直因高储蓄率而闻名，国内外也有不少专家分析过去30年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Bernanke（2005）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剩，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李扬（2005）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角度分析过高储蓄率的原因，到2009年又进一步深入到各个部门分析高储蓄率的动机，认为私人部门的储蓄率与人口结构、金融深化、养老保险等因素有关。这与周小川（2009）观点不谋而同，这位央行原行长认为东亚国家储蓄率普遍偏高原因包括：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和人口结构以及经济高增长阶段。汪伟（2009）通过计量方法实证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徐忠（2010）将国有企业从“企业部门”分离出来，与“政府部门”合并为“公共部门”，研究发现中国储蓄率的高涨，是由公共部门的盈利性动机产生的投资持续高于消费的结果，以及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私人部门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共同造成的。林毅夫（2012）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高储蓄进行了新解释，认为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变迁必然会出现高储蓄和高投资现象；任志军（2015）认为初次分配结构和预防性储蓄变化造成储蓄率的变化。徐丽芳（2017）认为金融发展是决定国民储蓄的重要因素。蔡昉等（2020）把决定消费的因素归为决定储蓄的因素，其中生命周期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居民储蓄水平，在个体生命周期对储蓄有稳定影响时，加总的储蓄率会随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