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是破解李约瑟之谜，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

消费刺激政策必须要与疫情防控政策的精准化、科学化进一步优化匹配起来，而不是单向而行

汇率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未来布局的引领，而不是简单的喊话或者短期操作

应在短期内对预期调整产生一个总体性的效应，在财政、货币、就业、收入、房地产政策上配套形成系列方案

从未来增长、未来金融条件指数变化、未来通胀变化、未来金融市场价格变化的角度，中国应该会在世界经济新低迷、全球滞胀的环境中寻找到信心回升的支点

对于疫情、高温、房地产、地方财政、民间资本这几大因素要有一个深度系统的考虑，重点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转移，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从常态化复苏向对重点风险重点行业全面帮扶转变

头部企业的工资溢价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逻辑，那就是更长的人均工时。当产出扩张时，大企业对劳动要素调整会更偏向工时调整方式，更吝于扩员；当产出收缩时，更偏好雇佣量调整，不吝于裁员

风险不在于疫情本身，而在于政策。能否通过政策落实来克服中国政策传导体系和行政体系中固有的一些问题，这在短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长期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所担忧的不是三季度而是四季度，有三个重点问题：一是存量政策前置导致的“政策悬崖”；二是由于政策空间的超预期收缩导致的增量政策难以快速出台；三是房地产难以走出低迷状态

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

破解目前中国地方财政债务化和债务隐性化的核心是破解新软约束三角。简单用开辟新财源来解决地方债务难题只能成为地方财政债务化和债务隐形化的新路径

在最近经济三大下行压力叠加的状况中，要更加关注社保对于稳定经济的作用，也就是它的减震器作用

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形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不能仅仅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冲突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研究未来通胀的概念

未来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挑战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企业如何进行经营模式的转型？地方政府如何适应土地转型所带来的挑战？金融深化失去载体之后如何推进？居民如何进入存量时代和增量时代相并存的新管理模式？

近期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回落已经形成，短期内难以进行扭转，并且我们也不希望恢复到过去那种短期、周期性变动模式之中。当前要推行基础性改革和短期稳定相并行的一种模式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贸易红利空间已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更重要的是改革红利，目前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内生的存量调整导致的利益冲突已经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目前大宗商品持续上扬，进口价格持续上扬，出口价格低迷，消费价格低迷的状况，可能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大量脆弱性行业的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提前布局是非常重要的

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其经济影响可能还在逐步显化

经济的复苏不仅仅是不均衡、不扎实，而且面临着两大“灰犀牛”的冲击：一是外部环境变异；二是内部经济分化叠加地方金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