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为本

　　今年以来，来自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持续上升的趋势。从3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关税开始，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和施压不断。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又提出了两个版本的议案，试图将汇率与贸易制裁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于美国的压力，修改了1977年制定的《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使得对会员国“汇率操纵”的认定变得更为容易。这些国际压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迫使人民币升值以达到平衡贸易的目的。
　　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最近指出，要防止中国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可能性。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仍然温和，但存在着经济过热的隐忧。信贷和投资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今年5月城镇固定资产单月同比增长了27.1%，虽然远低于去年6月32.5%的水平，但已经在去年12月的19.6%的基础上连着六个月出现了稳步上升的势头。
　　资产价格的过快上升是政府担心经济过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政府加大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今年5月全国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同比平均上涨了6.4%，比上个月快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在自始于去年的宏观调控大背景下，政府对经济过热的担心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从2006年4月以来，央行曾经四次加息，将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提高了99个基点，到目前的6.57%。同时，央行还八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总共400个基点，将之从去年6月前的7%大幅度提高到目前的11%。但7天Shibor最近又重新回落到了2%左右，显示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格局依旧。
　　来自外部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内部出现的对经济过热的担心，两个看似不同的话题，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性问题是相同的，那就是经济中存在的结构不平衡。
　　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5%，并且很可能继续升高。今年5月的外贸顺差达到了225亿美元，再次接近去年8月创下的23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72.2%。
　　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是紧密相关的。当国内消费不足时，大量的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必然需要通过大量的出口来消化。如果现有的政策不能及时和主动地推动结构调整，出口占GDP的比重和投资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达到峰值，结果可能是出口和投资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滑，中国有可能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危险。
　　在结构仍然扭曲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更多地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只有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做到“釜底抽薪”。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中国政府在继续采取紧缩政策的同时，已经明显加大了机构调整的力度。
　　面对居高不下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偏快增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尝试解决外部不平衡的问题。首先，在中外资企业成功实现了两税合一之后，中国的利用外资政策已经从以前的“积极”转变为“中立”。其次，设立外汇投资公司以化解由于外资流入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三，今年上半年政府两次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降低甚至取消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出口产品的退税。第四，在调高一些出口产品的关税的同时，降低了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以调整进出口产品的结构。第五，放宽了QDII政策，鼓励国内投资者投资海外资本市场。第六，将人民币与美元交易的波动幅度从原来的0.3%放宽至0.5%。
　　人民币的升值在今年5月以来再次提速，显示了政府在解决贸易顺差方面的决心。去年9月到今年2月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年化升值幅度在6%左右。在经过了3、4月的短暂放缓之后，今年5月的升值幅度创造了2005年汇改以来的历史新高，单月上升了0.71%，年化升值幅度为8%左右。到目前为止，今年人民币累计升值约2.5%，大大快于去年同期0.9%的水平。
　　然而，解决外部不平衡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这主要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近期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自去年9月以来基本没有上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第二，国内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相当的刚性，内部结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解决外部不平衡的努力。换句话说，只有双管齐下同时解决内、外部的结构失衡，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现有致力于减轻或消除外部不平衡的政策，对国内投资而言其功效相当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如果出口的增长速度能够有效地得到控制，有助于压低国内产品的价格，从而减轻国内的投资冲动，抑制国内的经济过热。然而，在国内仍然以投资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如果外需下降过快，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很快就会浮现，有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要解决这一尴尬的联动，关键是要降低内需对投资的依赖，提升国内消费的地位。
　　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去年开始执行的取消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以及提高最低工资等，但这些政策的力度不大，对提升消费意愿的作用有限。真正推动国内结构的调整并为外部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需要彻底改革重投资轻消费的价格政策、财政政策和制度安排。
　　——价格改革：提高市场力量在主要投入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中的话语权，这包括汇率、利率、土地价格、工资和能源价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财政政策：改变目前向投资倾斜的财政政策为向公共品和消费倾斜；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为社会保障体系融资；实行“让利于民”的税收政策。
　　——制度创新：加快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中国老百姓提高更多的投资渠道和与中国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投资回报；取消户籍制度，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财富再分配进程，实现“藏富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