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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官僚主义与不恶的官僚主义

2008年03月17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官僚主义最容易与私意结合,故而最容易演变为对公意的遮蔽

  汪丁丁

  列宁曾呼吁要用“脏绳子”把苏维埃政权里的官僚主义者们统统“勒死”,愤恨之情溢于言表,因其肮脏故以脏绳子相待。列宁晚年思想尤其敏锐,两年内,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有了批判性的反省。读者可参阅不同于俄文版的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收录的列宁1923年和1924年的口述笔记。

  恰值我们反思中国改革30年之时,列宁的反思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倾听的。至少两项事实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思想萌芽源自列宁。其一,张闻天1925年在美国翻译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周年的长篇报告,并将中译文发给在中国的苏维埃领导人;其二,邓小平在追溯中国改革思想时,谈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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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一年,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员。1991年到1995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年3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至今。2000年始,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曾任《财经》杂志学术顾问。

版面编辑:冯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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