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万亿”政府刺激经济计划（下称“国十条”）出台不到一个月后，12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以发动金融力量为主的“金融国九条”。接着，12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表了更详尽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三十条意见”）。
相对于“国十条”在11月10日对内地和香港股市开盘时立竿见影的影响，“金融国九条”和“三十条意见”并没有引起市场特别多的关注，各方评论亦不多。笔者认为，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当“金融国九条”和“三十条意见”公布时，整个市场已进入假期心态（Holiday
Mood），很多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已休假或进入休假前的心态，因此，对很多消息不如平时敏感。第二，“国十条”的内容相对明确，其产生的效果比较容易量化，因此市场反应强烈；反之，“金融国九条”和“三十条意见”涉及较多制度性改革的内容，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较难量化，因此，市场可能无法即刻估量出这两个文件的影响。第三，在11月“国十条”出台前，市场对中国政府将以多大力度振兴经济还没有十分把握，因此，“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甫一推出，市场为之震撼；而“金融国九条”和“三十条意见”出台时，中央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保增长”的态度已十分鲜明，因此，这些政策未在市场上引起很大反响。
虽然市场并未过多关注这两个文件，但是，它们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远较“国十条”或“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来得深远。在笔者看来，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迫使中国政府迈出了金融创新的一大步，亦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十年金融改革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金融领域和管理中的关系。其影响可正可负，亦可大可小。
这两个文件的条款涵盖诸多方面，包括总体金融政策、贷款的具体流向、资本市场、保险、外汇制度和金融创新等领域。但总体上，笔者的解读是，这些条文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信贷和经济增长，而其倚靠的主要手段是营造一个十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创新环境。
首先，中央政府把2009年货币增长目标定为17%，比2008年中约14%的贷款增长大幅提升。在正常情况下，如此高的目标等于放出一个很明确的政策信号，但是，中央政府似乎还不太确定这一目标能否达成，所以，在文件中还加上声明“停发”三年期央行票据，旨在向市场提供明确信号，央行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为“保增长”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中央政府还希望确定贷款能落实到它所关注的领域，如民生工程、农村、中小出口企业和普通住房。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央政府在很多领域和产品上都大幅放宽了控制，并出台了很多鼓励措施，这包括非常明确提出需要扩大债券发行，允许商业银行发放并购贷款，并开展房地产投资基金试点等。
笔者认为，这两个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十年金融改革所形成的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银行总部对各地方分行在放贷上的作用甚微，但地方政府对银行放贷的影响却很大。当时，很多不良贷款也因此而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改革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国有银行总部逐步把地区分行发放贷款的权力收回，特别是在这些银行上市后，地方政府对各地分行所能施加的影响就更少。
虽然“三十条意见”中并没有明确要求银行支持地方政府项目的条文，但由于整个文件都在强调增加贷款，加上具体条文对银行支持某些领域提出相当具体的要求，地方政府在这些条文的掩护下，重新建立了对银行地方分行的影响。实际上，在过去一两个月里，已停止了数年的“银政合作”开始抬头，地方政府再次“伸手”来左右银行对当地政府支持项目贷款的决定。可以预见，在目前这种政策环境下，银行在未来一两年间，不知要贷多少款给这类地方项目，而将来又会酿成多少不良贷款！
金融创新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中国金融机构的产品相对单一落后的现实，金融创新无疑值得鼓励，但同时推出如此多的创新之举，中国整个金融体系须做好充分准备。若准备不足，这种一揽子的金融创新对整个制度而言可能是“拔苗助长”。
在这两个文件出台后，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具体条款。事实上，政府中不同的部门将为个别条文制定出详尽的执行办法，但在这么多新动作一夜间出台的情况下，有两个问题将十分突出。
首先，可以预期，中央政府现在肯定希望这些条文能尽快落实，以挽救经济下滑之势，因此，一切执行办法的出台将“快”字当头。在这种情况下，具体安排（特别是在风险管理方面）如何做到考虑周详？实际上，风险问题在这些新产品中也往往需要执行一段时间才会暴露出来。其次，这些新产品中很多可能需要跨部门监管，但是，在现行政策体制下，部门间各自为政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让不同部门互相协调出一套较严谨的规则，可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8年初，中国曾出现关于大部制改革的讨论，其中一个领域是金融，但最终未形成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管理委员会。当前，大量金融新产品出台，也许将是中央政府重新考虑对金融领域统一监管，甚至是整合目前分散的金融管理机构格局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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