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王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经常见到大家为了当下的“反腐”需要,努力发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来作为教材和镜鉴,其中包括:以历代发达的廉政监察制度为代表的“吏治”举措、以哲理警句耳提面命官吏应该勤政爱民的“官箴文化”、以历史教训告诫后人力戒贪腐骄奢的“史鉴文化”、以包公海瑞等故事为代表的“清官文化”……如此大规模发掘梳理之下,当然越能显出中国政治史的深厚积淀。
不过,我们在对这些历史资源抱以“同情的理解”时,是否还应该想到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从《尚书》中《酒诰》、《康诰》等开始,直到后来唐代《贞观政要》、宋代《册府元龟·宪官》(明确提出监察制度的职责在于对官僚体制“刺捡凶慝,枰正违缪”)、明代《帝鉴图说》(用通俗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以教育皇帝应该勤政爱民)等等,这些三千多年里告诫统治者应该约束自己、力戒贪腐、爱民如子的“廉政经典”,真是汗牛充栋;人们更竭力奖掖和彰显官场中廉洁者的人格、希望以道德之力来遏制腐败之风,如此努力使清官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为什么付出这么多的这些努力之后,还是使每一王朝的结局不能幸免于“贪污之遍郡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