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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天一柱济苍生——纪念耀邦诞辰百年

2015年11月22日 11:48 来源于 财新网
我们在耀邦同志辞世26年之后的今天,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追思和凭吊一个伟大的灵魂,别有一种深情和寄托

  张宏遵丨文

  《工人日报》原总编辑

  我们在耀邦同志辞世26年之后的今天,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追思和凭吊一个伟大的灵魂,别有一种深情和寄托。

  本来,我和胡耀邦根本搭不上关系。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他是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我是这个党的区区一分子;他位居云霄,我栖身泥土。然而,机缘擘画,际遇安排,当他还在总书记位置上的时候,我奉调进入中央办公厅,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当秘书。

  命运让我从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步跨入高层政治生活的圈子。那时,我的办公室也在勤政殿,距耀邦同志办公室不过十来米远,而组织关系和耀邦同志及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编在同一个党支部,也算是到了耀邦同志身边。由此得以近闻謦欬,面获亲炙。

  岁月易逝。转瞬之间,耀邦同志已溘然长逝26年了,但迄今依然音犹在耳,容犹在目,教犹在心。他的思想、道德、人格、情操,对于我如春雨润物,不知不觉已悄然化为魂魄,凝成筋骨,融入血液和生命,成为终生的心灵指南和精神导师。

  第一次聆听耀邦讲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新的契机。先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是在中央组织部部长位置上的胡耀邦,在一批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团结一批人,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干了在中共历史上称得起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情:一是发起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一是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他在推进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反省历史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实现历史觉醒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再次显示出少有的英雄胆略、卓越眼光和博大胸襟。

  1983年秋天,我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此时校长已是王震将军。当时正批"精神污染",思想理论战线首当其冲。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到党校做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党校的气氛已不一样了。教员们说话、讲课都很谨慎。党校教员中有许多是从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去的,私下里和他们交谈,依然是耀邦在时如何如何,耀邦同志说过什么什么,让人感到若论及精神一脉,耀邦仍是校长。耀邦在党校创办的《理论动态》,我们每期都能看到,上面依然会有一些外面看不到的好文章;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些讲话,也在我们学员中广泛流传。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耀邦让青年干部要认真读书,说一个地市级干部一生至少要读2亿字的书。他还说,人一生无非三种可能,一是平庸之辈,二是昏聩之徒,三是有为之人。希望青年干部不甘平庸之辈,更不能当昏聩之徒,要努力做有为之人。

  就从那时起,我给自己订了个读书计划,即到60岁退休之前,用20年时间,再读2亿字的书。分解这个计划,每天至少要读够28000字,一个月要读84万字,一年要读1000万字。我一生立过许多志愿,有些因主客观原因都没能坚持到底,但耀邦提出了读2亿字书的要求,我做到了,直到今天,仍在坚持阅读。当然,他说的人生三种可能,我自忖不是有为之人,但也还不至于沦为昏聩之徒,是虽不甘平庸而终归平庸吧。

  鉴于中央党校前几届毕业生有过耀邦接见并发表讲话的先例,到我们这一期,学员们都普遍希望毕业时能请耀邦来讲讲话。那时我任支部书记,心里也有这个愿望,把这个想法与培训部十几个支部书记一沟通,竟然是一致赞同。于是就把学员们的要求反映给培训部领导,培训部答应将此报告校方,但校方总是泥牛入海无回音。

  毕业的日子到了。终于得到了准确消息,耀邦同志将参加毕业典礼并跟大家讲话。7月15日,耀邦到党校出席毕业典礼,和毕业班全体学员照完相,在大礼堂做了《形势•理想•纪律和作风》的报告。

  在谈到形势时,耀邦说,对当前我们国家的形势怎么看呢?

  他说,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讲我们好得不得了,简直什么都好。另外一种,是另一个极端,认为我们什么都糟,除了一切落后、振兴无望之外,还有什么"修正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我赞成这么一种估计:这几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所谓之一,就是可以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媲美了。

  他说,对于那些极端的议论,我们的方针有两条。一条方针是:对国外那些说我们糟得很的,一般不予批驳,为什么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都要驳起来不胜其烦。第二条,我们也不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强加于人。同国外朋友谈话,我们反复讲,社会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到现在只有60多年,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长期实践来回答。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间,谁都不能认为自己完美无缺,要允许和鼓励大家根据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去探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说,改革这个大方向,要坚定不移,不要模糊。抓住局部现象,以偏概全,或者从某种抽象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都是不可能正确判断客观形势的。只抓住一点,甚至只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就马上做判断、发通知、刮风!我们现在这种事情可多啦!

  耀邦这个话,其实是话里有话,当时我没能听懂,只是后来进到中南海,了解了一些事情,才知道从概念出发,抓住一点,甚至只听到一点什么风声,就马上做判断、发通知、刮风,是什么意思。

  在谈到理想时,耀邦说,理想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只能讲个方向,讲个大概,那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好些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我们在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讲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不能离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代表我们的根本立场。第二,又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我们的目标同现实的斗争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要经常想到我们在此时此地究竟应当怎么走,才能领导广大群众朝着我们的最终目标前进。今后几十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分三大步走。第一大步是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小康之家";第二大步是下个世纪的头二三十年,也就是党成立100周年之后,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然后再走第三步,到下个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以后,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第一流繁荣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在我看来,这个三步走,就把我们的最高理想同新中国成立100年内的现实奋斗目标联系起来了。

  耀邦这番话,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感到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同改革开放事业紧扣在一起了。

  接着,耀邦谈到了纪律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纪律不行。所谓有纪律,就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就不准那样做。谁做了不准做的事,就查到底。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有个经验之谈,不可忘记,叫作"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领导上搞亲疏关系,下边就会闹派性;领导上讲情面,下边就会搞对策,践踏原则;领导上搞特殊,下边就会搞严重的违法乱纪;领导机关不努力工作,下边就会自由散漫。整顿纪律要先从党委整起,要自上而下地整,不要抓替罪羊。

  他说,我们要下决心,用两三年时间把党风搞好。如果不争取在今后两三年使党风有个根本好转,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党就还有动乱的可能。一是党风一定要搞好;二是只有自上而下才能搞好。不是有个口号,叫作"从我做起"吗?就是要自上而下,以身作则,不抓紧自己不行。我相信,只要党风真正搞好了,社会风气也就好办了。他说,中央、省市这两级机关,讲空话的太多了,讲套话的太多了,一般号召太多了!现在,"表彰"大会多得不得了,一人一块奖牌。必要的会可以开一些,但现在开得实在太多了!有的完全是走过场,搞形式,劳民伤财,而且还都提出要首长题词。今后一定不要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东西了!不能把有限的精力耗费到无穷无尽的空话、大话、套话上去。

  最后,耀邦勉励大家要实事求是,做有胆有识的干部。什么叫有识?他说,第一,有正确的方向;第二,有科学知识;第三,对实际情况了解很透。什么叫有胆?正确的,敢坚持;不对的,敢说;违法乱纪的,敢纠正。他说,今天在座的多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年轻干部。今后几十年内要三步走,你们不单是走第一步,还要走第二步的人,你们要把老一辈手里的接力棒接到下个世纪去的。人民对我们年轻的干部充满希望,年轻一代的同志们一定要争气呀!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面听耀邦同志讲话。撇开他讲话中的道理、逻辑不论,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真。纯真,率真。真实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语言,没有装腔作势,故作神秘,也没有居高临下,谆谆教导,他是自然本色,敞开心扉,和你做朋友间的交流。但就是在这种轻松交流中,你会感受到高山巍峨,大河奔流,他燃烧的热情和雄辩的逻辑不知不觉就征服了你,让你愿意现在就站起来,跟他走。

  (二)在矛盾和漩涡中

  就在这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前夕,我调进了中南海。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总书记也有种种麻烦和无奈。他身处政治矛盾和旋涡的中心,置身于几重夹缝之中,他雄心勃勃想要推进的全面改革,哪怕前进一小步都要碰到重重阻力,他个人也时时处于误解、谣言、攻讦的风雨之中。那个环境和氛围,让我这个书呆子体验到了"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的况味。是政治家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淡定,还是压根儿就不知道身边的风险?胡耀邦像一棵大树,坚强地挺立着。

  我进中南海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1985年的学潮。这年9月18日,就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始的当天,北京爆发了学潮。这件事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有明确指示,要采取断然措施,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要制定地方法规,对游行示威进行必要的限制。

  之后,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开会研究学潮的事,就学潮的性质、发生的深层原因和社会背景,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形势教育,加大对于改革开放路线的宣传,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

  耀邦想得更远些,更多些。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他讲了这么一番话,说:看来,今后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一类大大小小的乱子恐怕少不了。他们喊打倒胡耀邦(国家教委负责人汇报学潮中喊出了打倒胡耀邦和某某某的口号)也没什么不得了,眼睛不要老盯着抓几个坏头头,关键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把路线搞正确,把党风搞好,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在大大小小的动荡和纷争中,提高和增长治国安邦的本领,要靠民主和法治的路子来处理各种乱子,化解各种矛盾的纷争。

  耀邦这番讲话,令我思想为之一震。他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大目标、大视野来看待社会阶层分化和不同利益诉求,对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做了深层思考,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纷争有了新的思维,这就是走民主法治的道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敢说打倒胡耀邦也没什么了不起,除了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类似的话,还没有第二个中央领导人说过。实在是大音希声。

  在中南海工作,我的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难”。

  处在大变革的神经中枢,中南海里发出的每一个指令,到下面去就可能地动山摇。正确的方针政策,可以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热情,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错误的指示和意见,也可能洪水滔天,造成不可挽回的全局性灾难。改革作为一场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旧体制、旧观念和坚硬的利益格局。每一个改革的动议,每一项改革的举措,几乎都要受到“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质疑和拷问。我深刻体验到“战战兢兢”、“履薄临深”的况味。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他身处矛盾和漩涡的中心,肩负一个民族的期待和重托,面临各种误解、谣言和攻讦的风风雨雨,该是何等的艰难!

  为了国家的繁荣中兴,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胡耀邦像一根擎天巨柱,坚强地挺立着。他团结和带领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义无反顾地高举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大旗,在风雨中前进。就在主持中央工作最后的两三年内,除了农村改革的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他还亲自主持和领导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等一系列重大文献。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在享受着改革的成果。

  (三)解放思想和“三宽”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始终是一个敏感而脆弱的地带。一本书,一部戏,一个电影,甚至一幅画,因为不同看法,彼此上纲上线,往往形成一个事件,酿成一场风波。有关部门往往把矛盾上交,让中央领导来当裁判,断官司。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放一个香港电影,片名叫《巴士奇遇结良缘》,请耀邦同志看看,我们也被叫去看。看完了,耀邦问: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什么看法?我们说,这就是个逗乐、搞笑的片子,你说是什么重大题材、深刻意义,说不上,但你说有什么错误倾向,不良影响,也说不上。我们七嘴八舌,说完了,耀邦说:我看也是这样,格调不是那么高,但也没什么坏作用,娱乐性的。我看今后文艺作品要分几种情况,一种是要大力提倡的,弘扬正气的;一种是要批评反对的,主要是影响青少年身心成长的,比如黄色下流的东西;还有一种,像今天看的这个,不坏也无害,还是允许存在吧。我主张,文艺作品,小说电影等,是好是坏,都让广大群众自己去鉴别,有不同意见,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去讨论,去解决。告诉他们(指文化部门领导),今后我们不审片子,中南海不管审片子的事。

  后来,中央调来朱厚泽当中宣部长。他上任后,针对思想理论和文化领域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叫“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方针。本意是说,对于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些;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断裂,不能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厚泽同志这个讲话不胫而走,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情况很快传进了中南海,传到了耀邦同志耳朵里。

  一天早晨,中办主任王兆国召集我们几个同志在勤政殿的小会议室开会。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耀邦也早早来到勤政殿,他是要到外地去调研、视察,等车接他去机场。趁这个空当,耀邦走进会议室,问:你们开什么会?王兆国回答:正商量中央部署的几件大事,议论全国理论工作会议怎么开法。耀邦听说理论工作会议这个话题,来了兴致,问:我新请来了一个理论司令,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不错啊!耀邦说,他最近讲了一个“三宽”,听说有不同意见,你们怎么看?

  耀邦要听的是真话,我们在他面前说话也没什么顾忌,我个人也真的很赞赏朱厚泽这个宣传部长,就坦诚地说出了我个人的想法。我说:“三宽”符合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内在要求;这个提法有助于推动思想理论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开拓创新;“三宽”是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是我们党正确处理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解放思想、文化生产力的正确方针和方法。耀邦听了这个话,不时赞许地点点头。

  后来,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一次提到了“三宽”,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同志都给予了肯定。有一次,我陪启立同志到上海调研,上海同志问到对“三宽”怎么看,启立同志说:这个提法是向中央报告过的,中央是同意的。

  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常面临“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一些“左”的方面的东西,根子深,积弊重,影响大,又常以“正统”、“革命”的面目出现,成为阻挠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和主要威胁。对此,耀邦同志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他在各种报告、文件、讲话中都反复提醒全党同志不要重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错误。

  有一件小事,令我记忆深刻。1986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中央决定专门召开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由耀邦出席并代表中央讲话,后来耀邦让启立去讲。会议讲话稿由我来起草。通常这种代表中央的讲话稿都要送常委和相关领导同志审阅征求意见。会议前夕,我到启立办公室准备把稿子通一遍再送审。启立说,咱们干脆直接到耀邦那儿去,当面听他意见。于是我随启立去见耀邦。到了耀邦办公室,我们三人呈品字形坐下。我一字一句地念,他们各拿一份稿子,有哪不合适了,就停下来修改。没想到,第一段就卡了壳。文章开头,通常都有几句问候、祝贺的话,我也习惯性写了几句,当念到“代表党中央向辛勤战斗在外宣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时,耀邦同志叫停,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听着这个战斗在呀,什么战线啦,总有点不那么舒服,今天是和平年代,我们搞经济建设,搞各项工作,都要讲规律,讲科学,和战争年代打仗不是一回事。当然,也要讲艰苦奋斗,要牺牲精神啰,但总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什么战斗队呀,冲呀,杀呀,那么一股火药味嘛。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有道理,觉得自己受文革遗风影响,一不小心,这种文革语言就会习惯性冒出来。经耀邦提醒,我马上就说,那就把“战斗在”改成“辛勤劳动在”或“勤奋工作在”,把“战线”改成“各个岗位”。耀邦说,这个好!这个好!启立说,这么改,显得朴实了,亲切了。耀邦连鼓励带告诫地说,你们年轻人嘛,写文章要有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嘛。我向耀邦检讨说:是我粗忽,用心不够,说套话成习惯了。后来,这个稿子给耀邦留下,他从头到尾作了审阅修改。第二天,稿子就退回来。他在首页批示:退启立同志,此件我已看过,内容和文字都很好,只在第8-9页动了几个字,供参考。

  (四)赤子之心

  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经常能感受到他胸中的“平民情怀”和“平民心结”。每逢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之后,他都要抽出时间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去的地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对较少,到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居多,他对广大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时时牵挂于怀。

  一次午饭后,我和两个同志从饭堂出来,打算到瀛台溜溜弯。快到石拱桥了,见耀邦正由卫士陪着,也在瀛台散步。怕打扰他,我们扭头就往回走。谁知被耀邦同志叫住了。耀邦一边朝我们走过来一边说: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们躲我干什么?我们都笑了。虽然从来没谁规定,我们平时有个习惯,见了领导同志一般不主动上去搭讪,见了面,通常也是点头示敬,或者站下,让领导同志先走。耀邦走到我们跟前,突然问我们:哎,你们说说,中国的农业究竟应该怎么搞,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几亿农民尽快富起来啊?他是满脸的认真,我们则是瞬间脑子短路,一来是有关“三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一般由国务院和中央农村改革研究室专门考虑研究,我们平常系统考虑比较少;二来刚刚吃完饭,脑子不在状态。

  好在我老家在农村,也有同学在县里当县长、书记什么的,多少知道点情况和信息,就回答耀邦说:三中全会以来的惠民政策是满意的,他们的顾虑是怕变。虽然现在农村出现了一些专业户、种田大户等新的苗头,但农村的基本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生产方式还是千百年形成的一套老办法,适宜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耕种的农业机械还很少,有一些也很贵,多数农民买不起。要让科学技术下乡、下地,向农民推广适宜当地土壤、气候的信种子,新的种子技术和方法,要注意培养各行各业的能人和高手,起致富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长期以来,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包产到户后生产条件改进不大,像水利灌溉、土壤保护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政府要适当向农业倾斜,减轻农民负担,加大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服务。工业发展之后要考虑反哺农业,改善生产条件,引导、帮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我对“三农”问题研究很少,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地说了几句,耀邦听得很认真,不时会心地点点头。最后叮嘱我们说:农业问题是个大事情,是篇大文章呦,你们要多做些调查研究,把农民致富的事放在心上啊!我当时想,耀邦一定又在思考农村改革的事情了。天下苍生惟系念,万家忧乐挂心头。他把老百姓的事看得比天还大。

  十三大之后,耀邦成了一个不分管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参加政治局会议,他不再到勤政殿上班。我们也很少再见到他的身影。启立同志是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常委。按照党内规矩,他把该送的文件照常送耀邦看,该征求意见的照常听取耀邦的意见,心中依然视他为师长。

  1988年秋天,中央准备向全国发一个改进和加强思想工作的文件。文件征求意见稿出来,启立同志给耀邦送了一份,请他审阅修改。过了两天,耀邦就给启立来电话,说文件看完了。启立让我到耀邦家里去,专门听取他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我沿着中海顺东墙出一扇小门到耀邦家,耀邦已在小会客室等候。

  那时,天已经有些凉,耀邦穿一件蓝色中式小袄,脸色有些苍白,神志略显疲惫。坐下来,开门见山。

  耀邦说:个别字句的修改,我都写在稿子上了,你们参考就是了。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对思想政治工作并非重视不够,也使了很大劲,但效果不是那么好。战争年代,我们积累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很有效。今天时代不同了,任务变了,历史条件也不同了,所以要研究如何适应今天的形势。今天我们是干什么?是以经济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要适应这个新情况。这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为着战争胜利,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长期搞运动,更不同于文革十年,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全面专政。把这个大背景,大形势搞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目标才讲得清楚,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成效。在这些地方改进了,也就加强了,不改进就没法加强。战争年代,我们有一条过得硬,就是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示范。这个传统我们如果不坚持,不发扬,你让群众艰苦奋斗,大干四化,你在那里搞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腐败,这个要不改变,发多少文件也不行。

  耀邦说: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做,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但你得看到,今天有许多所谓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不大相信党的领导,你当然也可以跟他们讲些道理恐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首先还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好,把路线政策搞对,由中央机关首先带头,把党风搞好,带动全国。我们把两个文明抓上去了,生产发展了,人民得实惠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很廉洁,思想工作才更有说服力,什么信仰危机、信任危机自然就消除了。把路线搞对,把工作搞好,把党风搞好,我们就理直气壮了嘛!这事你们研究,当然不一定要写进文件了。

  耀邦说,还有一个是队伍问题。现在全国专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有多少?恐怕数以百万计,百万大军啊。这些同志对党忠心耿耿,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有好多“左”的东西。这支队伍因为听党的话,忠实执行党的决定,在实际工作中伤害了一些群众。这些人现在名声不好,群众所他们是“耍嘴皮子”,搞假大空的“嘴把式”,把这些人搞得灰溜溜的。过去的错误在我们党,责任在中央嘛!这些替我们做工作的同志是在代党担责,代党受过。群众中有看法,有情绪,可以理解,中央要说句公道话,千万不要再伤害他们。

  这就是胡耀邦。一方面,痛彻反思过去“左”的遗毒,毫不掩饰地承认党曾经犯过的错误和过失。一方面,毫不推卸地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从执政党自身找原因,找办法。这就是从胡耀邦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政治胸怀和政治担当。

  从耀邦家里出来,耀邦送我到门口。我请他留步,他执意要送。我顺便告诉他:这一两年,我们出差到下面去,各地的同志都很惦记你,一再托我们向你表示问候。耀邦说,那谢谢同志们啰。说这句话时,他忧郁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似乎受他情绪的鼓舞,我压在心头很久的一句话终于憋不住了。我说,耀邦同志,在你面前,我是个后生晚辈,有句话不该由我来说,但我还是想说给你。这时耀邦凝神望着我,显然是鼓励我说出来。我说: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希望你想开些。历史最终会给你以公正的评价!耀邦沉吟片刻,说,哦,这是句好话嘛!谢谢你呦!不过我个人微不足道,不评价也没什么了。我说,也不单是你个人的事情,历史会说话的。

  说完,和耀邦握手告别。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听他谈话,也是最后一次听他谈话。

  1989年春天,我到苏南调研。4月15日凌晨,从广播里听到耀邦逝世的消息,顿时浑身像遭到电击。连夜坐火车赶回北京。4月18日,我和中办几个同志到耀邦家吊唁,看到灵堂里挂着他那张面带忧郁的遗像,不禁悲从中来,泪水模糊了双眼。小小的院子里堆满了花圈。前来吊唁的人排着长队,一拨刚走,一拨又来……

  4月22日,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举行。追悼会结束,我和中办调研室几个同志乘一辆小面包车跟随队伍,送耀邦的灵车去八宝山。一出北门,只见长安街南北两侧的大街上,早已挤满为耀邦送行的人,密密麻麻的人群组成了南北两道人墙,一直绵延到万寿路、五棵松……十里长街泪如雨,杜鹃啼血唤英灵。这是民心的展示,是人心的呼唤。

  转瞬间,26年过去了。我感觉耀邦从来不曾离开我们。他依然鲜活地活在我们心间。他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2015年11月18日夜 北京西山

责任编辑:张进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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