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仍会继续。各项公共政策要进一步“瞄准”流动变化的人口分布来动态匹配基本公共服务

现在真正开始了中国发展的下半程，这个下半程应当追求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

在考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不能只是通过现有债务规模的大小来评判，那是没有意义的。如何用好债务资金，才是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所在

要根据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情况，从以外力为主逐渐转变到养内力，要靠内力来实现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实现正增长

现在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候，要么各讨论各的，要么就探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本身怎么协同，基本上不考虑两大政策协同的体制基础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对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和财政政策的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特别需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放在同一个的参照系里去分析研究，而不是从两个部门、两个政策的角度来讨论所谓的组合和协调，那样的协调组合往往不会有实际的效果

财政政策应该及早从需求管理的框架中摆脱出来。从需求管理转向供求管理，是财政政策的一个进步，但仍有不足。只有当财政政策从需求管理转向风险管理，才能为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才符合现代财政的基本功能

完善产权制度，填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之间的鸿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就应当从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产权为中心，让产权走上前台，让所有权隐向后台

创新积极财政政策，一是从总量为主的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二是从过去单一的关注或者重点关注经济到综合；三是从过去宏观调控转向面向公共风险的管理

按照调节功能设计个人房产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节、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和对住房投机的预期性调节。同时，应该对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和对非经营性房产的征税分开来考虑，不宜一锅煮

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绝不是凯恩斯分析框架语境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而是一种涉及经济、社会以及整个国家治理多个维度的财政政策，可称之为“结构性的政策”

经济中既有下行压力，也有上升推力。上行推力可以抵冲下行压力，总量企稳是一个基本态势，表明经济风险在收敛

税收法定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人民主权上，要充分体现民意。一项税法好与不好，理论上有很多说法，但最终要看老百姓能不能接受

“立法先行”也许会显得“慢”一些，但可避免改革中的“大跃进”以及改革“翻烧饼”，减少折腾；财税改革的速度如果超过了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也会有“翻车”的风险

把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资产也纳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把税权、费权、产权作为完整财权综合考虑，彻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范围、划分方式

要从以“自由竞争”为中心转向以“平等竞争”为中心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三者关系构成一个三角形，看似简单，却像百慕大神秘三角一样难以被认识，很容易困在其中

应从收入、财产和消费三个层面入手，把所谓的“收入分配制度”单独拎出来进行改革，对缩小贫富差距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从体制的角度观察，营改增是一个事关整个财税体制的重大改革举措